付瑞生：搶民工，加薪之外也要加點歸屬感

　　借著旭日陽剛的一曲《春天裏》，一場被稱為“春天裏的民工荒”史無前例地蔓延開來。《第一財經日報》春節調查發現，“民工荒”在今年表現得尤其突出，更值得注意的是，中西部開始與東部展開爭搶農民工的激烈競爭。統計顯示，農民工後備力量每年比高峰減少600多萬人，三年差不多少了2000萬人。

　　為了獲得農民工的青睞，東部的“婆家”和西部的“娘家”使盡了渾身解數。例如上海派出400輛大巴遠征安徽、江蘇、河南、湖北等地，到“家門口”挖人。各地勞務仲介甚至倒貼“花錢買人”。同樣在西部，“娘家人”則對農民工圍追堵截。紛紛打出“春風卡”、慰問信，承諾收入、住房、保障以情留人。

　　按照“劉易斯拐點”理論，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産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餘勞動力逐漸減少，最終枯竭。農民工越來越稀缺，自然是眾人爭搶的香餑餑。然而細究回娘家的農民工兄弟的“欲走還留”，其實是惆悵勝過興奮。別以為娘家和婆家爭相伸出橄欖枝就可以“小媳婦翻身”，實際距離“女人我最大”還很遙遠。

　　我們不妨用放大鏡照一照這些“搶媳婦”的招數。例如雖然東部工資漲了點，但國際上最低工資標準一般是社會平均工資的40%-60%，即使在東莞也差距很大。而娘家人招工承諾中雖然保證“不僅有充裕的工作崗位，有收入的保障，有公租房、子女入學等政策環境，而且能近距離照顧老人和子女，免去親情的牽掛和旅途的奔波，獲得家的歸屬感”，但這並不是真正落戶成家成為新市民。

　　因此勞動經濟學家宋曉梧9日批評，經過30年的經濟起飛，我們還在研究所謂“第二代農民工”問題。當然，給予收入保障、公租房和子女入學等等市民待遇已然是一大進步，但是新生代農民工不僅僅需要“李加薪”，而是要學真正的李嘉欣，這兩天李嘉欣終於抱上了大胖小子，農民工需要的也是落戶生子有名分，而不是再抱回一個“農民工三代”。

　　爭來搶去假熱鬧，永遠做“奔奔族”才是真淒涼。農民工已然是城市之家的一分子，分裂的城鄉戶籍制度、城鄉公共服務體系的改革已經不能再回避，只有把根留住，才能避免“民工荒”猶如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