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塵：要“富豪榜”，更要“富豪捐贈榜”

　　不久前在網絡上公佈的一份“中國大學評價研究報告”稱，在1999～2010年各類富豪榜的“億萬富豪”中，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共造就了149位“億萬富豪”。這一消息持續引起網民熱議，甚至有不少網民誤將“産生多少富豪作為衡量一所學校綜合實力的標準之一”。（《中國青年報》1月26日）

　　網民的誤導産生於媒體的“選擇性”報道，這份10萬餘字的報告似乎已經被媒體濃縮成了一個簡單的“富豪排行榜”。筆者查看了報告原文，涉及的排行總共有傑出校友、科學貢獻力量和大學聲譽三大部分，正文第三部分“傑出校友排行榜”還囊括了傑出科學家、院士、傑出人文社會科學家、傑出政界校友等幾個部分，而造富大學排行不過是其中一個並不太顯眼的指標。顯然，這個指標已經被眾多媒體放大，成為評價大學實力的唯一指標。

　　當然，有人會懷疑硬把大學和“富豪”的成功相連，這中間有沒有“水分”。富豪的成功有其必然性，也有偶然因素，是一個集智商、情商、財商、志向和勤奮，以及家庭環境、生存環境和教育方式等綜合作用的結果，我們很難做出直接的歸因，誰能保證大學的經歷對其影響完全不重要呢？

　　事實上，任何一個排行都不過是衡量一個大學的側面，無法觀其全貌，而這樣的側面也必不可少，至少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觀察大學的視角。世界後起之秀的一流大學發展史也表明，當一國的大學入學率進入大眾化階段時，誰在大學的職能有新的突破，誰就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成為一流大學。筆者並不否認大學是崇尚學術、追求真理、塑造精神的殿堂，這是大學服務社會的宗旨，但是，在這個大前提的指引下，有一些“造富”的創新又有何不妥？我們通常認為細節決定成敗，“富豪榜”這一個微小的細節也許就是決定大學在“差異化”競爭中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

　　在美國，校友“富豪榜”也是大學影響力的一個重要指標，比如，排名第一的哈佛大學，億萬富翁的人數就有50個，其中包括微軟總裁Steve Ballmer，紐約市長Michael Bloomberg等。更值得關注的是，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製作的大學排行榜中，校友捐贈率是個十分重要的評價指標，校友捐贈率越高，表明這所大學的人才培養質量越高。普林斯頓大學的校友捐贈率就高達62%。

　　近年來，我國大學“造富”能力凸顯，擁有大學教育背景的富豪企業家在IT業、製造和醫藥等高科技行業的“創富優勢”遠高於其他行業，“知識創造財富”屬性在此得到了詮釋；而同時，來自商界自主創業的企業家校友已經成為中國大學校友捐贈的主體，大學的造富能力與校友的創富能力是影響校友捐贈能力的關鍵，企業家校友的捐贈將成為大學辦學取之不竭的源泉。

　　大學造富與政治家、科學家的培養既不衝突更不矛盾，“造富”不過是中國大學行使的眾多職能當中又一個新的職能。筆者以為，校友與母校的關係可謂血濃于水，光有“富豪排行榜”也許還不夠，還應該有“富豪捐贈排行榜”，這才是校友與母校血緣關係的真正體現。（若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