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興時評：胡潤榜上的問題富豪們正是“殺豬人”

作者：黎明

      胡潤研究院1月19日發佈的《中國富豪特別報告》顯示，胡潤百富榜發榜12年共有24名“問題富豪”落馬，其中在獄中的有17人，出獄的3人，尚未宣判的4人；行賄、資本市場相關問題和詐騙是富豪出問題的三大主因，而房地産和基礎設施建設是問題富豪最多的行業。

      在法治和市場秩序正常的社會，財富榜是個光榮榜，上榜者對社會的貢獻和價值不言而喻，但在中國幾乎沒有人以為上榜者貢獻巨大、形象光輝。胡潤百富榜是1999年創立的，出籠沒幾年就有了一個叫做“殺豬榜”的別稱，給人的印象，上榜富豪似乎是待宰的豬，還給人帶來“誰肥殺誰”的聯想。聽説一些大富豪很不情願進入這一有著不吉利別稱的榜單，甚至有人接到上榜通知後給胡潤研究院發去了律師函。

      胡潤方面分明早就注意到“殺豬榜”稱號的抓眼作用及一系列負面影響，不久前乾脆推出了一個富豪《殺豬榜》，即對中國民營企業家控股的豬屠宰企業進行調查統計，按其報告公佈的年屠宰能力進行排名。這個“真榜”以富豪的殺豬資料做出暗示：富豪不是待宰的豬，他們也殺豬。

      不錯，富豪們正是“殺豬人”。官商為“殺豬”或“宰人”而相互勾結，他們屠刀所指的是利益同盟之外的所有人。有時候他們也被當成豬殺掉，這其實是展開殺豬業務或會遭遇的重大風險。這裡，被殺的最重要因素是：不僅有自身一個利益集團，還存在許多“殺豬團隊”，其間的業務與勢力競爭也是相當殘酷、激烈的。

      沒人天生喜歡行賄，但在我們這疙瘩欲求大發展，不行賄萬萬不能。小賄小發展，大賄大發展，不賄不發展。行賄成為富豪落馬主因，從根本上説並非上榜富豪個人的問題和責任，而是被受賄的一方所決定的。並且，不是被經濟因素所連累，而多是被“政治問題”整慘了。

      官商勾結、權錢交易中的某個環節出了“機械故障”，有時是商人方面出事“誤殺”了官員，有時是官員方面出事“誤殺”了商人，更多的情況是商人群、官員群相互交叉，導致原本各自扯不著的人和事，成了“群發事故”的導火索。

      我使用“出事”這個詞，只因行賄這事在我們這裡屬於正常工作，算不上人品敗壞、危害社會的“錯誤”。沒有一個企業家敢於侮辱全社會的智商，宣佈他和他的企業沒行過賄——既然如此，對上榜富豪的行賄活動，大家有什麼特別仇恨的理由呢？

      不必回避這個事實——上榜富豪和所有類型的大富豪群體，“抗宰殺能力”特別強。這能力特強的主因還是行賄，是長期行賄、“普及行賄”、鉅額行賄培育出豐厚的人脈資源和強大的後續行賄能力的緣故。直到突然有一天，他們因抗宰殺能力全部消失而被殺，總結起經驗教訓來，行賄也還是主因——行賄計劃目光不夠遠大、方向與定位錯誤、力度不夠，雖“賄人不倦”但賄人不當、用人無方……。於是融資問題、詐騙問題和其他刑事犯罪都出來了。

      “房地産和基礎設施建設是問題富豪最多的行業”，再正常不過。“中國支柱産業”，財富集中，暴利誘人，輕鬆發大財的好地方，自然也就是官商協同作戰的主陣地。其負面因素即搶眼更甚、競爭更烈，市場風險雖幾乎不存在，但“勾結風險”確實也大了點。

      “問題富豪”平均40歲出問題，45歲被判刑，56歲被釋放。出問題（一齣就是大事）後隔幾年才判刑，擱在普通人身上，沒準早被判處死刑了，看來上榜富豪是些很幸運的人。

      40歲左右，據我研究這是個非常危險的年齡段。到了這個歲數，佔有欲、控制欲達到整個人生的頂峰階段。潦倒不堪的男人，雖則現實中想的可能是“給我一張床，我能頂起一條棉被”，但他再窮苦再鬱悶也不去自殺，而是極有可能向他人遷怒甚至拔刀。

      而富豪到了這歲數，幾乎都雄心滿滿，想的和阿基米德一樣，“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撐起地球”。身處中國這樣一個浮躁的傻瓜社會和不知何為規則、秩序的環境中，不惑之年的中國富豪若不出大問題，已經是個優勝的精英人物了。

      殺豬還是作為豬被殺，這是個問題；是經濟人物、政治人物、小人物共同面對的問題。或許於此有某種程度的平等存在，各色人等“休戚與共”，都可能遭遇“被殺”的厄運。沒有任何社會群體可以超越政治文明水平的制約而超然、安然地存在，即便特大富豪也無可奈何。屬於“政治領域”的問題，自然需要政治智慧來解決，這種政治智慧其實很簡單：它不過是一種不把人當豬的社會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