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印斌：總有一些人生活在“春運裏”

　　據説，選擇列車出行往往被認為最有旅行的味道。空曠的，抑或擁擠的站臺；悠長的，抑或短促的汽笛；還有身體、視線與山川大地不離不棄的觸摸感，所有這些因素，與人的渴望逃離、卻又不免回歸的衝動結合起來，自然就形成某種難以言喻的唯美的鄉愁。無論是離家遠行，還是千里還鄉，人在旅途的感覺往往以其粗糲和堅硬植入意識深處。

　　不過，憂傷的遠行之旅也好，幸福的還鄉之路也罷，並不包括每年一次的春運。在中國人的經驗世界裏，春運意味著一張買起來太累、用起來太貴的車票；意味著一個渴望親近卻又恐懼來臨的時段；意味著一種本來應該歡喜最後卻淪為悲情的情緒。不管是否願意，每年總有一些人以最本真的面目、最原初的狀態、最荒誕的行為，生活在春運裏。

　　我已經不再絮叨“一票難求”了。多少年來，總是執著于同樣一種句式，總是拘泥于同樣一種困境，而沒有一點變化的跡象，説起來，還真是沒文化、沒意思。剛剛進入春運的1月20日，我捏著好不容易排出來的一張車票送人上車，卻發現，那麼多的軟臥居然空位！而那邊廂，打擊票販子、溫暖回家路的口號喊得山響，一時間，滿眼的荒誕和鬧劇。

　　我相信，大多數人都是有理性的，他們不會像“裸奔男”陳偉偉那樣，亮著一身肌肉跑到金華火車西站辦公室去表達“一票難求”。事情鬧大了之後，新華網報道，陳偉偉感到“挺不好意思的，買不到票也不該這麼走極端”。其實，陳偉偉大可不必急著挽回影響，圍觀的人群中，“人同此心”者不在少數，春運裏的中國人，哪個不是在“裸奔”？

　　當然，有理性和有耐性是兩碼事，生活在春運裏和生活在春運新聞裏也是兩碼事。這兩天，因為媒體報道“成都春運第一天：回家變容易了”，引發網友的如潮感慨，有網友很精緻也很抒情地表示“我多麼想永遠活在春運新聞裏”。可見，感知春運新聞，永遠要比感知火熱的春運現實來得輕鬆一些。

　　而難辦的是，總有一些人要生活在春運裏。

　　比如，那些驅馳著胯下鐵騎，穿越迢迢千里長途返鄉的農民工。其間的典型代表據説是廣西農民工，一俟年關臨近，這些工蜂一樣勞碌的打工者就束裝出發，他們裹著雨衣，三五結組，行色匆匆，一騎絕塵。從東南沿海的打工地，直奔遙遠的家鄉而去。去年，這支據説有13萬人的大軍，就是以這樣近乎原始的方式完成春運的。今年亦然，明年呢？

　　裹挾在“千里走鐵騎”隊伍裏的，還有一位重慶黔江的年輕母親。這個在浙江溫州打工的辣妹，因為思念留守在家的兒子，在經歷了票價高昂等挫折之後，情急之下，晝夜兼程驅車4000里返回家鄉。“摩托媽媽”的個體壯舉以及這一事件所蘊含的親情，成為這個冬季、這個春運季一抹溫暖的色彩。也感動，也溫暖，也觸動，也傷情。

　　春運的大遷徙中，我們固然無須過度溢美這些“千里走鐵騎”的農民工，不必過度渲染其中的悲情色彩。只是，不渲染並不意味著農民工的行為就不悲情，不溢美也不意味著“千里走鐵騎”本身不美。這些年來，相當數量的底層民眾開始以原始的方式返鄉，這樣的行為可以説是一種自力救濟，以個體所能做到的方式完成個體的春運；也可以説是一種無奈之舉，如果不做這樣的選擇，則家可能永遠都在千里之外。一方面，我們擁有世界上最快的高鐵，另一方面，相當一部分底層民眾不得不借助簡陋摩托甚至徒步返鄉。一個正常的社會，至少應該對此作出正常的反應。我們不應該聽任社會成員在使用公共産品上的分化不斷擴大。有分化，則必然加劇一些人群的邊緣化，並最終導致社會的斷裂。

　　其實，籠罩在春運上面的，也並非全是團團是非、無限悲情。對於傳統的中國人而言，春運同樣還意味著溫暖和溫情。很多外國人目睹了春運盛況之後，驚嘆于普通中國人的忍耐力，殊不知，正是因為有回家的渴望，有平安的訴求，才能夠在這麼多年來讓中國人一直在環境惡劣的春運大潮中浮沉，甘苦自知。

　　也因此，對此負有責任的官員們沒有理由繼續聽任春運繼續惡劣下去。那些漫長的等待、擁擠的人流、污濁的空氣，乃至灰色的“春運食物鏈”，不應該繼續持續下去了。民眾的耐性和自力救濟，不是管理者寬縱自己的理由。這個國家的每一個公民，無論身份高低貴賤，無論地處東西南北，都應該以一種更體面、更有尊嚴的方式自由遊走在山川大地。

　　來自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消息稱，春運開始，在浙江寧波北侖的火車票代售點，一位64歲的老人陳阿姨連夜熬製百斤熱粥，免費發放給在雨雪中徹夜排隊的返鄉農民工……陳阿姨能夠做的，大概也只能是盡一己之力，為農民工兄弟端上一碗熱粥。那些權力和責任更大一些的人，難道不更該多做少説，盡一己之責，照亮眾人回家的路嗎？（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