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碧輝：徵收條例不能只聽市長的

　　昨天，《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第二次公開徵求意見稿)》徵求意見的時間戛然截止。關於這個“二稿”，很多法學專家紛紛表示不如一稿。著名民法專家劉克希就説了，“二稿”雖有諸多進步之處，可在整體制度設計上，“二稿”過多地採納了“市長們”的意見，可以説是一個“市長稿”。

　　我們得承認，在國有土地上徵收房屋真的是一件蠻難的事，很多被徵收人絲毫沒有雙手奉上分文不取的覺悟，賴在國有土地上不肯走。這讓很多地方政府和開發商們操碎了心。他們無可奈何地舞動著大棒和鐵鍬，叫來了鏟車和特警，而且還得餐風飲露，晝伏夜出，趁主人不在或熟睡的時候，將房子扒掉，以造成國有土地之上已經空無一物的事實，事實就是硬道理，硬道理面前，你叫破了天也沒用了。但是動手不夠利索或者是被人察覺了，就得面對燃燒瓶或者土炮彈的威脅，這活兒真不好幹。

　　怎樣把這活幹好，著實費人思量。原來我們幹這活是以《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為指導文件的。該條例被人稱為“惡法”，“違憲”，“地方政府過度逐利的保護傘”，扒房子這事也被人詬病為行政強拆、暴力拆遷。得改啊，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啊！畢竟強拆無異於強暴，鮮有被強暴者不反抗的。從拆遷變成徵收，從字眼上看來就是一種進步。怎樣把這種進步落到實處，是要廣泛地、認真地、嚴肅地聽取一下民眾的意見。

　　聽了一年之後，我們有了二稿。遺憾的是，雖然在補償條款上有所進步，但是在諸多方面反而較一稿退步。比如“一稿”中有被徵收人諸多的保障性規定，但在“二稿”中均被刪除了，取消了一稿就徵收方案需“90%居民同意”、補償方案需“三分之二房屋所有權人同意”和補償協議需“三分之二簽約率”的表述；對公共利益的界定彈性太大，不夠簡單明確；一稿中對徵收部門違法行為如何追究做了詳細具體的規定，“二稿”幾乎把這些具體的違法行為及其具體法律責任全部刪除、“掩藏”起來，取而代之的是“濫用職權”、“玩忽職守”、“徇私舞弊”等過於抽象的表述，可操作性和規範性被嚴重削弱……總之，二稿變得更抽象、更模糊、更有解釋和發揮的空間，這恰恰是立法最應該避免的地方。所以，法學專家説二稿像個市長稿。市長們的意見當然是怎樣有利於拆遷、有利於打造政績就怎麼來，公共利益的界定越含糊越好，徵收程序越簡單越好，反正最終的解釋權在我這裡，我説徵收你的房屋是出於公共利益需要，你只能就範。

　　開門立法是件好事，切不可一邊作出開放的姿態，一邊仍閉門造車。對“市長”的意見頻頻點頭，對民眾的呼聲置若罔聞。如果早已抱定了法為拆遷服務而不是為民眾利益張目的話，自然會選擇性耳聾，自然會一稿不如一稿。

　　二次徵集結束了，面對雪片般飛來的意見和建議，再次懇請相關部門廣泛地、認真地、嚴肅地聽取之，若是“市長遮目，不見泰山”的話，三稿四稿一直搞下去又有毛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