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十一”的大規模出行導致了不少環境衛生問題。據北京市政市容委統計，“十一”當天，天安門廣場共清出生活垃圾7900多公斤，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四分之一。而據海南三亞環衛部門統計，中秋夜過後，海南三亞大東海景區3公里海灘共清理出50噸遊人賞月留下的生活垃圾。不少評論認為，這又顯示了中國人“素質不夠高”。

每逢這類事件，指責國人的“素質不高”就成為一種既安全又不費事的評論手段。一來指責“素質”又看似指責了所有人，但又實際上沒有把責任落到任何一個確定的個體或群體上，不得罪人。二來所指的“中國人”這個群體太大，個體本身必然偏差，每個聽到這樣批評的人都可以為自己是“素質較好”的那一部分，這樣的批評只是“撓癢癢”；三來“素質”二字又甚是玄乎，幾乎任何社會問題都能扯到素質，而如何改進素質又似乎是一個極其複雜龐大的工程，誰也説不出個真正的所以然來，因此批評完“素質不高”即可甩手了事。

一般來説，被扯到“素質”的事件，最重要的特點是，通常這類行為本身沒有法律進行嚴格規定並可以依法追究責任，或者雖有法律但實際追究難度大。此時，道德，也就是人的自律就在這類行為的內在主導因素上佔了上風。

人性有向善的部分，可以向素昧平生的人伸出援手；人性也有向惡的部分，比如人人都想懶惰，都想不幹活吃白食。但是人在具體的情境下的選擇是不同的。以行善作比喻來説，對一個乞丐扔幾個硬幣恐怕人人都幹過，但是如果要花幾萬幾十萬救助大量窮人，這一般就只有很有錢的富人會幹了。飽腹的時候施人一頓飯舉手之勞，快要餓死時只要自己有吃哪管旁人死活。一言以蔽之，人還是會計算成本和收益的。

雖然“素質”説法本身很玄乎，被扯到素質的那一些具體情況，卻都是實實在在的問題。今年“十一”被曝光最多的是隨地亂丟垃圾問題，不過，這些地方以前為何很少被報道有這些問題呢？每年十一都是客流高峰，今年又尤甚。各大景區都出現了客流量超過配套設施承載量的情況，垃圾桶又何嘗不是如此？假如路邊垃圾桶夠多，容易找，又及時清理，相信大部分人都樂於將垃圾扔進垃圾桶；但當你手上積了幾個小時的垃圾，費勁千辛萬苦穿過擁擠人群，才找到一個早就被塞滿甚至被垃圾淹沒的垃圾桶（甚至人太多，根本沒法找到）時，你又有多肯定自己願意把垃圾繼續拿在手裏？即使是那些坐在書房裏指責遊人“素質低下”的批評家們，也未必做得到吧。

從根本上説，在配套服務和管理達不到應有標準的情況下，要求遊客具有“高素質”是幾乎不可能的。我們從來就不缺道德教育，為什麼總有那麼多“素質問題”，從今年“十一”的狀況中也許就可見一斑。假如垃圾桶數量和清理工作跟得上，也許就不會有那麼多人亂扔垃圾。同樣，如果博物館能夠及時制止喧嘩、插隊的遊客，甚至敢於將他們“請出去”，那麼也就不會那麼吵鬧。

雨果説，“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而垃圾桶，同樣可以是文明的寫照。文明不僅在不扔垃圾，不吵鬧，不插隊這些行為上，更在垃圾清理、場館管理、秩序維護這些制度細節上。如果不能在規則上給予“素質”以足夠的正面激勵，那麼也就怪不得遊客們年復一年地“素質不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