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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國務院決定取消、調整314項行政審批項目。據規定，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能夠自主決定，市場競爭機制能夠有效調節，行業組織或者仲介機構能自律管理的事項，政府都要退出。此外，商品房預售許可的審批權，由縣級以上政府下放至設區的市級、縣級政府。

事實上，自2001年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工作全面啟動以來，國務院十年內六批次共取消和調整了2497項行政審批項目，佔原有總數的69.3%；31個省（區、市）本級取消和調整了3.7萬餘項審批項目，佔原有總數的68.2%。在這些抽象的數字背後，是漸次清晰起來的權力關係與行政邏輯。縱觀本次調整對象，多涉及投資領域、社會事業和非行政許可審批項目，特別是涉及實體經濟、小微企業發展、民間投資等方面，對轉型或反彈中的中國宏觀經濟而言，不啻于一場“及時雨”。

行政審批權限的革故鼎新，要義當然不只是“做減法”。一方面是該減的要減，另一方面該強化的公共服務與責任仍待明確。這些年，在大部制改革後，“能簡則簡、能放則放、能快則快、能優則優”的行政理念早已深入人心。

一輪輪行政審批權限調整，首先有助於理順市場與政府之間關係，使得“有形手”與“無形手”各種邊界清晰，互不逾越，謹守規則。亞當•斯密曾提出，政府應扮演“守夜人”角色，即要盡可能縮小管理權限、減少行政干預，以確保市場經濟得到充分的自由和競爭。儘管自由市場學派理論在實踐中頗多爭議，但從1992年黨的十四大正式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20年來的歷史告訴我們，中國市場機制的建立健全史，其實也是一部行政權限更理性、更謙抑的歷史。換言之，適合市場的事情，就該放手讓市場做，大包大攬反而成為政府包袱，折損效率、虛耗成本。從更廣闊的視野來看，謀取國際市場及WTO中“完全市場經濟國家”地位的認可，厘清行政與市場的關係，也是必經之路。就眼下而言，譬如鼓勵民資發展的“新36條42項”，要落實好的一個前提，也是要提醒權力對市場不能插手過寬。

其次，伴隨著行政審批權限的調整，是公民權益與自由的逐步歸位。對於個人而言，從生至死，隔三差五都會與行政審批打交道，正如專家所言，“一些部門和地區利用紅頭文件、規章等，以登記、備案、年檢、監製、認定、審定以及準銷證、準運證等形式，變相設置審批事項”，而冗雜審批、低效審批的結果就是使得公民辦事大費周章，備受詬病的“公章旅行”由此而來。譬如2008年，河南漯河市裴城鎮政府要求農戶在辦理“砍伐證”、“準運證”後才能收割玉米，且每畝玉米繳費500元，否則將“給予嚴重處罰直至追究刑事責任”。對類似審批權限的清理及調整，實際上是對公民合法權益的尊重與保護。

其三，行政審批權限改革本身就是政府職能變革的題中之義。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憲法與行政法研究室主任周漢華有言，“哪個部門行政審批多，哪個領域就相對落後。”這話或顯過於絕對，但以行政權的規範和到位契合政府機制的及時轉身，這不僅裨益公共利益、深孚民意，更是時代的大勢所趨。一方面，政府承載太多太廣，不僅風險大、壓力大，吃力不討好，還容易滋生權力弊端；另一方面，也容易牽制行政權力的本職工作，阻礙公共供給的能力與數量，使得本該專業的權力作為乏力或不專業。

“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改革雄關漫道，卻為社會進步、民生福祉增能提效。我們當然不能滿足於數量上的變化，在“軟柿子”捏完之後，更多觸及公平正義的“硬骨頭”，亟待行政權作出積極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