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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個國慶長假，有關釣魚島的討論似乎漸漸淡出，而位於西安興慶公園內的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呂紀念碑卻把我們重復談了幾次的“反日愛國”話題再次拉回到公眾的視線。根據環球網的報道，7日淩晨阿倍仲麻呂紀念碑被人塗抹上了油漆，碑文部分還可隱見“拆”字。

有媒體猜測此事與釣魚島爭端有關，而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能明白，這座石碑實際上是“無辜的”。

阿倍仲麻呂是誰？這座碑又是為何而建？或許當事人在潑漆之前並沒有去深究。日本大化革新後，日本人學習唐朝先進文化的熱情極高。作為赴唐留學生的代表人物之一，仲麻呂與我盛唐時期的李白、王維等文化名人有著密切交往。1979年，西安市與日本奈良市結為友好城市，碑由此而立，碑身上刻李白和仲麻呂的詩作，文化內涵豐富。其背後是中日關係史上的一段佳話，更是日本向盛唐文化進行朝拜的力證，與屈辱的、黑暗的戰爭史並無半點瓜葛。

“不遷怒，不貳過”曾被認為是較難達到的修身境界，類似的道理在愛國方面也説得通。這種對著“日本碑”泄憤的行為也已經不是第一次在國內上演。2011年，來自湖南、河南等地的網友遠赴黑龍江，對一座“日本滿洲開拓團民亡者名錄墻”進行“潑漆”“砸碑”，但建造該碑的初衷是為了紀念在戰爭時期被移民至黑龍江的日本遺民，同樣也在“揭示日本軍國主義罪行”。

“遷怒”之過，可笑在於無知，抵制日貨風起雲涌之時，有日本網友這樣評論：“我也想上街砸中國車，但是街上沒有。”類似的“嘲諷”只能讓人冷笑並尷尬。在這樣一個時代，嗓門大、拳頭硬已經不再是實力的標誌，少數人無差別地動輒寫“拆”喊“砸”，于法是犯罪，于情是倒退，于整個社會正是最差的“公民示範”。

在砸碑、潑漆愛好者眼中，他們的行為是正義，即便是退一步來説，也是披上暴力外衣的正義，因此他們覺得自己砸的有理，潑的精彩。嘩眾取寵、宣揚暴力，這樣的心態也正是“愛國”二字化作“皇帝新衣”之無奈。愛國的方式多種多樣，從戎參軍是愛國，多買國貨是愛國，一個進步的社會，愛國的最基本標準本應是理性、有益。“抵制日貨，並不是要砸自己的日貨。我們應該在自己的各行各業都做得比他們好。我們的官員比他們的清廉，我們的街道比他們的乾淨，我們的橋比他們的結實，我們的年輕人比他們更有未來更有希望”，此言由少年道出，讓人頓感眼前一亮，也就沒那麼稀奇了。

愛國無錯，無知可悲，無差別的“壯舉”既不是愛國的表現，更非社會進步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