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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相信謠言的人來説，謠言並不是謠言，而是“事實”；甚至在謠言被揭穿後相當長的時間內，他們仍然相信謠言不是謠言。相信謠言也與智商沒有必然的關聯，很多在各自的專業領域中相當成功的人士也難逃謠言的陷阱。

比如最近瘋傳的江西“孕婦剖腹産被割腎”謠言，再比如2011年日本大地震後謠言引發的“搶鹽風波”，以及2010年2月山西地震謠言引發的大批民眾“街頭避險”事件，都暴露出一個問題，謠言的傳播與傳謠者的心理有很大關係。

我們為什麼相信謠言？

這與我們大腦的信息處理和加工機制有關。我們的大腦每時每刻都要處理大量從各個感覺通道涌現出來的關於環境的信息。為了應對複雜的生存環境，大腦逐漸進化出了一整套機制來予以應對。比如有選擇的注意，對某些事物和現象的先天恐懼，以及按照某些固定特徵對人和物進行分類等等。這都是為了保障有限的大腦資源更高效地完成各種信息加工任務。這些機制如此原始，對人類又如此重要，以至於我們很難擺脫它們對認知的干擾。

無論是主動“信謠、傳謠”，還是被動“傳謠”都逃脫不了這種模式。即使通過後天的批判性思維訓練，也無法完全杜絕這些先天機制的影響。因為批判性思維同樣建立在大腦的有限資源之上。人們並不具有無限的批判性思維能力。我們無法質疑所有的事情。因為質疑需要大腦調動大量已存儲的知識和信息，進行分析、推理、論證，甚至還要耗費時間和精力去蒐集相關信息，這無疑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對我們有限的理性來説是一大負擔。而簡單地選擇相信或者不信，無疑是降低認知負擔的一大捷徑。

但是進一步的問題來了，什麼是我們會簡單地選擇相信或者不信的？上述邏輯同樣適用。為了減低大腦的認知負荷，我們會對接受的信息進行篩選，一些信息會被我們注意、加工、記憶，另一些信息則被我們忽視。至於哪些信息會被我們的大腦選中，則取決於我們頭腦中已有的知識和情感結構。為了維持我們認知系統的平衡，我們接納的信息通常是與我們頭腦中已有的經驗、觀點、信念、圖式相一致的。當社會在大範圍內反復地發生類似的事情時，現實就賦予了大多數人相似的經驗和預期，從而為謠言的傳播奠定了心理基礎。

同時，當我們所接受的信息具有翔實生動的細節，且符合一個小事件的因果邏輯時，會增強我們的信任。儘管富於細節的訊息所包含的信息量大，看似與大腦信息加工的經濟模式相悖；但具體而生動的細節與民眾的心理預設相結合，謠言被“加工”成了一個完整而有意義的故事，它降低了認知的複雜性，閱讀起來更輕鬆，毫不費力就能記住，便於我們口口相傳。儘管這些更加生動的故事相對於那些更為概括的事件發生的概率更小。但由於其意義完整連貫，我們往往會高估它發生的可能性。

還有一個問題是，傳播範圍廣泛的謠言為什麼往往是負面信息？留心一下就會發現謠言通常能激起我們的一些負性情緒，比如憤怒、比如傷心、比如恐懼。這與我們人類的基本情感有關係。心理學研究已經證實，我們對環境中的負性情緒信息有著特殊的敏感性，負性事件引發負性情緒反應的速度更快；我們對負性情緒的識別比正性情緒更快更準；與正性情緒和中性情緒相比，負性情緒似乎具有認知加工上的優先權。負性信息所引發的負面情緒對我們的生存具有適應性意義；在進化過程中，悲傷、憤怒、恐懼等負性情緒常提示著危險，能調動我們大腦中更多的資源。這也就是為何微博中很多“戾氣”嚴重的信息傳播的最廣的原因所在。

謠言的始作俑者無意中暗合心理學的原理，負面的信息能夠更快更為廣泛地得到傳播。

謠言通常還會提供一個對事件原因的解釋，將其歸於某個具體的人，這也是符合我們日常的歸因傾向的，這些具體的人在從複雜的知覺背景中比較突出，很容易被我們當做歸因的對象，認為是這些實體內在的屬性，而非外部的環境因素決定了事件的結果，社會心理學中將其稱之為內部歸因偏好，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常常更加傾向於把醫患衝突指向一個個具體的醫生，而不是抽象的、不合理的制度。

反觀時下盛傳的各種謠言，無一例外地具備三個條件：一個有著豐富細節且符合因果邏輯的故事，能夠引起大多數人的認知共鳴，並激起我們強烈負性情緒反應。而這恰好迎合了人類心理活動中的種種非理性因素。“剖腹産被割腎”的謠言如此，今後還將反復出現的各種有關社會陰暗面的生動“故事”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