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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日是第25個“世界艾滋病日”。11月26日，在世界艾滋病日到來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國務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員會主任李克強在北京與防治艾滋病民間組織、有關國際組織的代表座談。代表提出希望在服務購買、資金投入、運作環境等方面得到政府更多支持，李克強當場指示有關部門予以研究。

從1981年世界確診第一個艾滋病病例，時間已快劃過一個世紀的三分之一。這三十多年，我們足夠認識到病痛的殘忍與恐怖，但毫無疑問的是，輿論在“關艾”的同時，也進一步扭曲並妖魔化著艾滋病的本來面目。也正因如此，即便是最該客觀而科學的醫療機構，在面對艾滋病患者的時候，竟然也選擇“以艾滋病病毒抗體陽性不適宜手術治療為由，建議患者轉院治療”。此般推諉搪塞，看似個案，卻真實折射出艾滋病病患群體的權益生態。

這是一個明顯的悖論：一方面，國務院頒布的《艾滋病防治條例》規定，“醫療機構不得因就診的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推諉或者拒絕對其其他疾病進行治療”，否則就可能對有關人員進行批評、警告、罰款、開除等處分，甚至吊銷醫療機構的執業許可證。此外，有法可依而言，我們還有《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和《中國遏制與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行動計劃》；但另一方面，去年5月中國艾滋病病毒攜帶者聯盟發佈的《關於解決我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手術難”問題的建議》卻顯示，僅在這家民間組織走訪的123位HIV病毒攜帶者中，就收集了38個“手術難”的案例。

生存之上，才有尊嚴。當健康人群開始思量體面死亡的時候，艾滋病群體卻在為生存之艱而投醫無門。我們常會懷想起美國著名醫生特魯多墓碑上鐫刻的座右銘：偶爾治愈、常常幫助、總是安慰。那麼，為什麼妙手仁心的天使們，在最稀缺的人性關懷層面、甚至是基本權益尊重上，顯得如此寥落不堪？

這個問題離不開三個現實：一是關於艾滋病的現實與未來，我們的宣傳是有失偏頗的、常識是錯位的，這也許恰恰是少數部門為了宣傳防疫而陷入“三人成虎”的困境。每每提及艾滋病現狀，説得最多的，是地球上平均每分鐘都有一個孩子因此死亡、是全球超過1500萬的兒童因艾滋病而失去父母，乃至中國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數和遞增的速度——卻很少有人強調，“艾滋病病毒與乙肝、丙肝病毒的危險性是同一個級別的。艾滋病病毒的消毒比乙肝、丙肝其實還要簡單，艾滋病毒對酒精很敏感，在體外存活能力比乙肝、丙肝病毒都要差”等基本常識。聯合國一項報告在本月20日指出，由於防治艾滋病的藥物使用更加廣泛，人類有望根除艾滋病。報告説，最終根除這種全球流行病並非“只是幻想”，而是“完全有可能的”。

二是關於艾滋病的傳播，我們平添了太多的道德想象，於是病理恐懼夾雜著道德厭惡，使得艾滋病群體近乎妖魔。艾滋病最主要的傳播途徑有三，一是血液傳播，二是性傳播，三是母嬰遺傳。事實上，即便是性傳播，也未必多與“不乾淨”、“不健康”的道德行為成必然關聯。事實上，長達三十多年的世界艾滋病防治經驗告訴我們，艾滋病更多是與貧困伴生，極端貧困的地區往往艾滋病高發。而在《艾滋病及其隱喻》一書中，美國作家蘇珊桑塔格説得更直接：“對於艾滋病這種帶來如此之多的犯罪感和恥辱感的疾病來説，使其從意義、從隱喻中剝離出來，似乎特別具有解放作用，甚至是撫慰作用。”

三是保障艾滋病患者權益的制度仍有待落地，從隱私到救治，立體的權益保護格局亟待建立。近年來，民間“紅絲帶運動”如火如荼，紅絲帶成為一種希望的象徵——象徵疫苗的研究和治療感染者的成功，象徵HIV感染者生活質量的提高。然而，就權益保護而言，如果只是官方在説、民間在動，終究不甚靠譜，最關鍵的是，首先當保障患者免於死亡恐懼的權益與自由。譬如專業防治醫院及病房的到位，譬如資金、技術、人才等層面更可期可見的公共支出，譬如健康教育、檢測干預、治療關懷等更深入基層的綜合防治舉措……這些尤為艱難，但這些比之於形式秀或刷在墻上的口號更有效、更溫暖。

2012年艾滋病日活動的主題仍為“行動起來，向‘零’艾滋邁進”（英文主題Getting to Zero）。每年這些時候，一些看起來很美好的權益訴求都會充斥媒體與輿論場。在艾滋患者求醫被拒的背景下，儘管天津衛生部門已表示“將問責推諉艾滋病人手術責任人”——我們仍然覺得，保障艾滋患者生存的權益，減少並逐步消除歧視性行為，也許是最好的關懷與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