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垃圾食品的人能有多精明？

自從肯德基宣佈推出“半價桶”，吃貨們便翹首企盼。“半價”、“限時”，這兩個元素讓消費者感到“半價桶”的推出是一次讓利，便宜不佔白不佔。

大家都看到了，半價桶的神話只維持到發售當天。買到新鮮半價桶的“死理性派”顧客，在網上曬出了半價桶套餐的全部家當，同時掰著指頭計算其真實價值。圍觀者恍然大悟，原來“半價桶”不是半價的全家桶，而是花一半錢，買一半的東西。期待了半天，肯德基根本沒讓出什麼利潤，消費者也沒佔到什麼便宜。

快餐剛步入中國時曾被視為“奢侈品”，但很快就連年降格成了垃圾食品。也許正是這樣的原因，肯德基在策劃推出半價桶的時候，對自己的消費者群體進行了一次“非理性歧視”，認為在廣大非理性食客面前，這種不痛不癢的噱頭式營銷是可行的。

顯然，消費者的理性程度被低估了。當消費者拿到半價桶的時候，之前所有可能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壁壘被打破，消費者完全能夠通過隨處可以查到的肯德基産品通行價格，來估算整份半價桶套餐的實際價值。這也難怪半價桶真相大白後，有媒體指責肯德基策劃的這次營銷活動有損商譽。

永遠不要低估群體之中所蘊含的理性力量，是肯德基應該從這次折戟的營銷活動中所學到的東西。在一個信息足夠公開、空間足夠開放的環境中，尤其如此。事實上，如果把肯德基半價桶換成一項政府預算，或者一個待出臺的政策，只要信息充分、空間充分的前提存在，理性同樣不會缺席，因為這些東西同肯德基的套餐一樣，都涉及每個相關民眾的個人利益。

問題就在於，民眾到底能不能獲得這個開放討論的環境。其實這個問題很好回答，答案理應是肯定的。

政府的性質同商家不一樣，肯德基可以閉門造車地設計出一個半價桶的套餐，自定價格後投放市場，或賺或賠都由市場來決定，自己承擔風險和收益。可是政府的預算實施、政策制定，卻不能學商家。一方面，政府的試錯成本比商家要大得多；另一方面，政府在推行政策前，讓民眾了解政策的含義是一個義務。因此，提供更加對稱的信息和更充分的討論空間，是政府的責任。

反過來説，如果民眾第一次接觸到一個政策，已是這個政策的頒布實施階段，那就説明政策出臺的流程存在“斷檔”，政府和民眾的關係也存在服務者和被服務者的身份錯位。

在“烏合之眾”、“羊群效應”等理論已得到驗證的情況下，我們為什麼還要對群體參與決策的制度報以信心？因為觀點之間也可以優勝劣汰，更有道理的觀點最終會比純粹的感性主義受到討論者的歡迎。

跑去吃垃圾食品的人能有多精明？事實證明，作為一個群體決策者，他們可能比某些人想象得更精明。有些地方政府部門的政策制定者們應從中得到一些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