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鄧海建

       考量2012年的中國城市，離不開以下幾個數據：一者，在中國，有2.5億人從農村奔向城市，尋找幸福和盼頭；二者，據統計，日本和韓國在人均GDP達到10000美元時城市化率分別是50%和72%，中國在2011年城市化率已達51.27%。城市越來越大，新生代打工者越來越多。

       過去十年，打工者的工作環境、生活條件等有了很大改善。未來十年，他們對融入城市有哪些期待？近日，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大谷打工網和民意中國網，對10365名實名註冊用戶進行的調查顯示，60.2%的受訪打工者期待未來十年成為新市民。這份期待，契合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總體實現”的藍圖。

       上海世博會的口號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這些年，中國的城市讓人又愛又糾結，從“逃離北上廣”到再次重返，從無序開發到規劃“一小時生活圈”……城市在中國式煩惱中謀求發展與裂變。這樣的變化，當然離不開新生代打工者或統計學意義上“常住人口”的參與。他們不僅是城市的良心與旨歸，更代表著城市未來的走向。説得更直接一點，譬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的研究表明——每年多“市民化”1000 萬人口，可使經濟增長速度提高約1個百分點，而這個過程至少可以持續10年以上。

       如果説，前十年，我們完成了新生代打工者“進城”的過程；那麼，後十年，就肩負著落實其“市民待遇”的責任。這種責任，顯然不是名字的轉換，而是權利義務層面的對等。或者説，未來城市對新生代打工者盡責，不僅僅是“錢”那麼簡單。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葉裕民認為，大多數老一代打工者進入城市是謀求溫飽，新生代打工者則是謀求發展，實現自我價值，得到社會認同。

       未來十年，如何讓這些新生代打工者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新市民”呢？調查顯示，排在首位的是“同工同酬”（75.5%），其次是“享受城市福利”（73.3%），第三是“有城市住房”（67.6%）；接下來還有：城裏人平等相待（59.7%），子女在城市上學（54.2%），有穩定工作（52.7%），有城市戶口（50.8%），為社會建言獻策（47.8%）等。如果將這些瑣細的訴求分門別類，不難尋找到為新生代農民工圓夢的制度路徑：一是冀望收入分配體制改革，誠如十八大報告所言，“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産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此夯實新生代打工者在城市生活的物質基礎；二是前置戶籍改革，以社會管理創新推動公共資源配置的均衡化、人口服務的均等化；三是在提升社保全覆蓋層次與水平的前提下，打破區域之間、城鄉之間的福利保障壁壘；四是順應政治體制改革，在憲法及相關法律框架內，讓選舉與被選舉等權利與自由隨人口流動。

       當然，新市民角色的轉換不僅僅是物質與制度層面的事情。如何由給房給戶口轉變為全面關懷、由給錢給政策轉變為身份與心理認同、由權力管理轉變為公共服務，以此發揮“新市民”在中國未來城市化及城鄉一體化中的“粘合作用”——這些，無不考驗著城市政府的智慧與取向。好在調查顯示，65.3%的新生代打工者對自己未來十年的生活有信心。也許，這份信心與熱忱，便是催促城市讓“新市民”生活更美好的澎湃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