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和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曾先後到訪北京。美國常務副國務卿威廉伯恩斯則于10月16日至17日訪華，這也使他成為一個多月來訪問北京的美國第三位政府高官。對於伯恩斯訪華的目的，外界普遍認為與東亞領土爭端的激化有關，但問題似乎沒有這樣簡單。因為伴隨著伯恩斯的“和平使命”而來的，還有美國全副武裝的兩艘航母。美國在中日釣魚島爭端中究竟希望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呢？

　　伯恩斯此行要訪問東亞的三個國家中日韓，而且也沿用了歷史上一貫的第一站日本、第二站韓國、第三站中國的順序，其中同時兼顧中日的意味非常明顯。鋻於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要目標是重返亞太以擴大美國的全面影響力，而且美國與東亞三國之間還存在一些需要通過雙邊解決的問題，所以並不能認為伯恩斯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針對中日釣魚島爭端而來。但是，美國在東亞的核心利益是維持這一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繁榮，這並不是美國政要用來取悅東亞國家的甜言蜜語，而是其實實在在的現實利益需求，畢竟美國基本的強盛之道是依靠強大的生産能力在全球自由貿易中獲利，而這必須有穩定的海外市場作為基本保障。由於中日圍繞著釣魚島問題的爭端愈演愈烈，發生局部民事衝突甚至軍事摩擦的風險都在增加，美國必然希望利用自身對中日同時存在的強大影響力，對中日關係進行有效管理，以使其在符合美國自身利益的範圍內運行。

　　對美國來説，理想的中日關係是在持續不斷的小摩擦中保持基本穩定，摩擦過於劇烈，或者中日關係過於親密，都會顯著提高美國進行管理的成本，前者如小泉當朝時期，後者如鳩山執政時期，都曾讓美國感到頭疼，於是也都通過各種或明或暗的方式進行了“矯正性”干涉。在釣魚島問題激化之前，美國認為中日關係尚處於可控狀態中，所以希拉裏訪華時在此問題上的態度還相對超脫；隨著日本將釣魚島國有化以及中國做出了超出外界預想的強烈反應後，美國政府充分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開始從帕內塔所説的“拒當調停者”悄然轉向“中立仲裁人”的角色定位。美國自身在釣魚島問題上並沒有現實利益，釣魚島歸誰對美國都無所謂，但因為亞洲最重要的國家-中國和美國在亞洲最重要的盟國-日本都極為看重美國在此問題上的表態，所以美國不得不放棄在釣魚島問題上遮遮掩掩、左右兼顧甚至局外中立的立場，轉而希望通過自身的介入來阻止事態的進一步升級，防止中日爭端的激化殃及美國在東亞的利益。

　　美國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官方立場，一直都是兩條，即在主權歸屬問題上不持立場，但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可以認為，前一條是説給中國聽得，後一條是説給日本聽得，似乎如此表態，中日就可以各得其所，同時接受美國的管理地位。但問題是，日本認為美國的第一條是虛的，因為釣魚島處於日本的實際控制之下，所謂主權歸屬問題已經不得不讓位於實際控制權，而美國支持日本的實際控制權則是實實在在的，所以日本敢於不斷打破現狀，挑戰中國的底線。也就是説，正是美國看似自相矛盾的立場表態促成了釣魚島爭端的不斷升級，這是美國的言論與其利益相衝突的第一個表現。

　　第二個表現是，美國為了防止釣魚島事態的持續升級，派出了航母編隊進行威懾。客觀來説，這並不意味著美國一定會在中日發生軍事衝突後直接與日本攜手對華作戰，航母力量更多是作為一種防止事態升級和對危機迅速做出應對的工具而展現力量，本身並不具有明顯的傾向性。但是由於美國一直把中國視為潛在對手而將日本視為重要盟友，所以美國此舉很自然會被中國視為挑釁而被日本當作援手，於是美國派來維護和平的力量自然就轉變成加劇地區衝突風險的一個誘因。這一點恐怕也是美國始料不及的。

　　當前中日釣魚島爭端已經演變為雙方一種常態化的力量對抗，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發後果難料的摩擦，一旦一方擦槍走火，事態就可能超出雙方政府力量可控的範圍。因此，當前美國除了進行積極調停並幫助減壓之外沒有別的選擇。伯恩斯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應該即是為了摸底和勸和。在會晤了日本的高官之後，伯恩斯可能會對華通報日本政府在此問題上的內部考慮，以及美國政府希望達到的目的，並試圖了解中國的相關應對舉措，以便為下一階段的再調停奠定基礎。中日是美國在東亞的兩個主要交往對象，而美中日又位列全球經濟規模的前三位，對美國來説，處理好三邊關係是其整個亞太戰略的重中之重，美國不得不為此傾注越來越多的精力。但是，美國在東亞傳統上的“輪輻輪軸”政策存在天生的缺陷，尤其是在中日在亞洲地位的轉換完成之後，如何對待新時期的中國和日本及其相互關係，就成為擺在美國面前的棘手難題。中國的作用是全方位的，而日本只是一個安全夥伴；中國的影響遍及全球，而日本的價值主要僅局限于亞洲；但與此同時，中國又是美國的主要防範對象而美國對日本的擔心則少得多，這樣錯綜複雜的背景使得美國在處理對中日的關係時顯得特別力不從心，以至於在助燃器和滅火器之間始終也難以找到自己的準確定位，美國的尷尬由此可見一斑，這也意味著伯恩斯可能再度無功而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