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年來，諸多重大歷史節點週年紀念接踵而至：2008年，改革開放30週年；2009年，新中國成立60週年；2011年，中國共産黨成立90週年、辛亥革命100週年……

　　這些影響深遠的歷史大事件，由近及遠，一波接著一波，畫就百年中國遠山近岑最壯闊的幾筆。而這波瀾起伏百年曆史的起點，始於辛亥年秋日武昌城的清脆槍響。

　　歷史悠長的中國，從沒有哪一個百年，像這一個百年般驚心動魄、脫胎換骨、翻天覆地。武昌城頭的槍聲，一舉開啟了中國前所未有的社會變革、開啟了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漫漫征程。從那一刻起的百年間，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改革開放，流經一個世紀的歷史深河浩浩蕩蕩，幾代人殫精竭慮，曾被甩在全球現代化進程之外的中華民族，大踏步迎來民族復興的曙光。

　　儘管辛亥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未見徹底，儘管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未被改變，但一切正如胡錦濤總書記所指出的：“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

　　（二）人類社會任何一場偉大變革都不會孤立於其歷史階段，辛亥革命從發生到結束不足百日，承載的是中國煌煌3000年的歷史脈動。

　　辛亥革命爆發兩個月後，太平洋彼岸的美國《亞特蘭大憲報》就曾預言，如果這場革命成功，以共和代替帝制，“中國的進步，無可限量”。百年後，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繼承者中國共産黨帶領13億中國人民，以世界舞臺的“中國奇跡”印證了這一不可限量的偉大進步。

　　今天，當皇帝的龍袍化作舞臺上的戲服，鴉片的青煙消散在歷史的風中，行進在辛亥一代開啟的現代中國征程上，我們更需深思——

　　隔著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兩段輝煌歷史，該如何打量辛亥革命這“中國歷史上的偉大創舉”？在中國百年現代化征途中，這場打響亞洲民主第一槍的偉大革命扮演了怎樣的角色？這一不同於以往王朝更迭的社會巨變之下，蘊藏著怎樣的時代邏輯、提供了怎樣的歷史得失，又凝聚著怎樣的思想遺産？

　　（三）歷史總是擅長用偶然展開它壯闊的劇情。

　　一百年前的此刻，不少人難以置信，不可一世的至高皇權，竟然轟塌于武昌新軍工兵營裏倉促引發的槍炮，正如千百年來養尊處優的中華帝國無論如何都不曾想到，它的現代啟蒙竟是在內憂外患、亡國滅種的境遇下被動開始。

　　任何偶然的背後，都有隱藏著歷史演進的必然邏輯。循著這樣的邏輯，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這“難以置信”和“不曾想到”之間密不可分的關聯。

　　“中國是帶著首都被敵人攻佔的恥辱進入到20世紀的”，鄧小平曾經這樣説起民族痛史。1900年，列強軍隊在中國的皇宮裏舉行閱兵，北京居民門口遍懸佔領軍國旗。1902年初春，西逃的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回到京城時，正陽門城樓已在戰亂中徹底焚燬。為避免清王朝統治者過分傷心，京城的能工巧匠搭起一個虛幻的城樓布景。

　　這個虛幻的布景，正是晚清政府和封建制度的真實寫照。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在東亞大陸繁衍生息幾千年的中華民族，開始面臨西方入侵這一“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直接導致了兩大歷史後果，一是在堅船利炮的威脅和淩辱下，中國的民族危機一天比一天深重；二是在“睜眼看世界”的震驚與覺醒中，傳統中國開始發生“新文明裂變”，中國與世界的聯絡越來越緊密，中國歷史進程越來越深刻地受到現代文明的影響。

　　“衰象古國古，長蛇強鄰強”，一個千年古國如何在近代工業文明標定的發展框架內自立、自強？外部的威脅，內部的危機，使得中國的社會歷史再也不能延續“改朝換代”的二十四史邏輯，而是前所未有地面臨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這兩大歷史任務。

　　“耕者有其田”的太平天國運動，“自強求富”的洋務運動，師法俄日的戊戌變法，晚清最後十年的新政，在辛亥革命前的近百年裏，中國在磕磕絆絆之中已經艱難地啟動了這一新的歷史進程。然而，努力的結果，卻是甲午戰爭的折戟沉沙，英法聯軍和八國聯軍的攻陷北京，日俄戰爭的“局外中立”，日益猖獗的“瓜分狂潮”。

　　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的君王，註定無法徹底自革其命。在“萬世一係，永永尊戴”的私念下，清王朝的所謂政治轉型，跳不出維護皇權統治和挽救君主制度的框框。

　　“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選擇革命，推翻清王朝和封建帝制，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邏輯把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革命黨人推上了歷史舞臺。改變中國命運的政治革命潮流，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奔涌而來。

　　（四）“天下大勢，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半個多世紀的滄桑興替，只是給這歷史的鐵律，增添了又一個佐證而已。

　　在“遍地腥雲，滿街狼犬”的艱難時世，辛亥年那個普通的秋日，距中國第一個自稱“皇帝”的嬴政登基已經2130餘年，距圓明園被英法聯軍付之一炬已經51年，距被迫改革的清王朝實行新政近十年，距林覺民留下《與妻書》、與眾多革命黨人在廣州黃花崗“為天下人謀永福”而慷慨赴死不到半年。

　　我們因此不能不將這場震驚世界的革命，放到更大的歷史視野中考量。只有將辛亥革命置於中國社會近三千年的發展演進中，才能理解它的意義；只有將辛亥革命置於20世紀以來這一百年中華民族復興偉業的征程中，才能讀懂它的追求；只有將辛亥革命置於未來一百年的現代化求索中，才能更加明晰它的價值。

　　“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

　　歷史學家蔣廷黻1938年在《中國近代史》中的這一世紀之問，一語道破此前此後二百年間中華民族的使命與追求。什麼樣的道路能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什麼樣的道路能帶來國家富強、人民富裕？什麼樣的道路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引領中國躋身世界先進行列？

　　辛亥革命，正是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從黑暗駛向光明的曲折航程中，承前啟後的關鍵“渡口”。這場偉大革命，為老大帝國如何“變”才能救亡圖存，探索了方向和道路；為中華民族怎樣“變”才能跟上世界，積累了經驗與教訓，開啟了改造中國社會、改變中國人民命運的百年現代化進程。

　　（五）列寧視辛亥革命為“亞洲的覺醒”。在魯迅的筆下，中國的覺醒者們是這樣一種戰鬥姿態：“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辛亥革命中，中華民族最早的一批覺醒者們，以其生命、青春與熱血，肩住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

　　“難酬蹈海亦英雄”的陳天華，“為共和革命而犧牲者之第一人”陸皓東，“以如花之年，勇於赴戰”的方聲洞……黃花崗之役，“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武昌舉義，英雄們臨刑時“神色益壯”，當眾演説，甘為“四萬萬同胞受死”，革命軍犧牲的戰士大多是20歲出頭；武裝起義屢敗屢戰，“內地同志舍命，海外同志舍財”，華僑成為“革命之母”，在“恢復中華”的旗幟之下，形成了全球華人“革命救亡”的強大磁場……

　　偉大的民族英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孫中山先生如此慨嘆辛亥革命：“革命先烈的行為沒有別的長處，就是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為國來奮鬥。”在亡國滅種的憂憤中，辛亥英烈率先發出“振興中華”的悲壯吶喊，以其“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的高尚品德，“愈挫愈奮，再接再厲”的堅強意志，追求真理、不斷進取的赤子之心，放眼世界、迎頭趕上的雄心壯志，以及“天下為公”的博大胸懷，為後來者樹立了愛國主義的精神豐碑，為民族復興大業注入巨大精神力量。

　　這是民族民主革命至為關鍵的一環，精神的覺醒，思想的啟蒙，主人翁意識的張揚。革命，革命！“皇帝可以倒去”、“民主可以建立”，這是被稱為“世界風暴新源泉”的辛亥革命的現代特質。醒來，醒來！現代化需要民眾自主意識的覺醒。辛亥一代人以矢志不渝的獻身精神昭示世人：國為天下之國，故此中華之興亡，匹夫有其責；人為自由之人，故此中國之強弱，人皆有擔當。

　　（六）辛亥革命激起人們無限的期待，它將中華民族的思想從封建專制的桎梏中解放出來，開啟了民主共和的新里程。

　　龍椅被撤走了，稱帝、復辟的倒行逆施為世人所唾棄；“洋人的朝廷”被推翻了，殖民者再難找到控制全局的統治工具；社會結構重新建立，民族資本主義開始發展，無産階級隊伍迅速壯大。革命者以民主立國、共和建國、憲政治國的政治理想，對中國社會進行著前所未有的改造。

　　在過去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中，封建專制是中國政治無計可逃的唯一選項，“天朝上國”是中國統治者們最為篤定的自我認知。戴皇冠的人或姓李或姓朱，而皇冠永遠高懸于華夏眾生之上；坐金鑾殿的天子或漢或滿，而皇權始終是“超級堅固的東方堡壘”。黑格爾曾經指出：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復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産生。

　　辛亥革命一聲槍響，把戴了幾千年的皇冠打落在地，敲響了封建制度的喪鐘。從立憲轉向革命的張謇敏銳地覺察出這場革命與中國歷史上一切“革命”的本質區別：“起而革命者，代不乏人；然不過一朝之姓之變革而已，不足為異。孫中山之革命，則為國體之改革，與一朝一姓之變更迥然不同。”

　　對於這個“迥然不同”，毛澤東以極其通俗的語言，道破了它所帶來的歷史後果——“誰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袁世凱的“洪憲帝國”迷夢在83天裏迅速幻滅，張勳的復辟鬧劇折騰了12天即告破産，歷史的決斷，人民的選擇，讓一個時代強音振聾發聵：“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

　　（七）作為二十世紀歷史性的三大變化之一，辛亥革命與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與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一起，永遠彪炳于中國社會進步的史冊。

　　由當時中國尚無成熟的社會條件和新舊社會勢力力量對比所決定，辛亥革命是一場未盡徹底的變革。但“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

　　辛亥革命讓“朕即國家”的時代成為歷史，標誌著中國由一個自然經濟佔主導地位、閉關鎖國、王權體系十分牢固的傳統社會，轉向以民主共和制度為主體的現代社會軌道。它從制度層面為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探索了一條通路，斬斷了中國社會任何後退的可能。

　　辛亥革命啟開了封建主義之蒙，帶來了中國人精神世界的深刻變化，使思想解放的大潮奔騰東流。民主精神的甦醒，平等意識的生長，令中國人的腦袋與雙膝不再為磕頭而準備著，而是為思考為前進而準備著。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一時之間，“自由儘是新風尚”。

　　辛亥革命為中國先進分子探索救國救民道路打開了新的視野，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到來準備了經濟基礎與階級基礎，為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和中國共産黨的誕生創造了社會條件，一個順應時代潮流、能夠領導中國政治變革的新的政治力量應運而生了。

　　（八）革命者期待著民族的新生，然而這個民族最廣大的人民卻在未曾改變的國運中備嘗苦難。

　　辛亥革命後，軍閥割據，兵連禍結，百姓飽受欺淩，顛沛流離。這是辛亥一代的未竟使命：如何徹底改變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如何徹底改變中國人民的悲慘境遇？如何完成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

　　中國共産黨人是孫中山先生開創的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親密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他們從辛亥革命的經驗教訓中尋找引領中國發展進步的啟示，在對辛亥革命精神的繼承中實現超越和昇華。

　　為什麼民主共和在中國社會落地生根如此之難？為什麼孫中山奮鬥一生，臨終仍感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務須努力”？因為制度革命可以一舉摧毀舊的結構，人的建設和發展卻是水滴石穿的漫長過程。

　　“不良之政府雖倒，而良政治之建設則未嘗有也”，革命之後，宋教仁曾發此浩嘆。劃時代的革命為何並未帶來“一個新時代的黎明”？因為它未能深入發動和依靠蘊藏在最廣大民眾中的革命力量，使人民真正成為國家、社會和自己命運的主人。只有庶民的革命，讓億萬民眾構成國家的基本土壤，才能改變中華民族的命運走向。

　　認識到這一點，接受辛亥革命洗禮的中國先進分子，繼續探尋救國救民之路，創建了為大多數人謀幸福的中國共産黨，在先進的理論指導下，接過了歷史的接力棒。陳獨秀、李大釗高揚民主與科學的旗幟，將辛亥革命的思想啟蒙推向更深層次。年輕的毛澤東投身農民運動，致力於“喚起工農千百萬”，進而開闢出“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中國共産黨人經過20多年艱苦卓絕的鬥爭，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完成了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和無數仁人志士夢寐以求的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

　　為什麼在新生的民國，封建王朝的權杖依然在冥冥之中統治著社會？曾經期望的平等、自由、博愛，民族、民權、民生的現代國家為什麼仍然遙不可及？因為崇高的理想固然令人嚮往，卻必須找到符合國情、符合人民利益的正確道路。

　　學者費正清曾有此斷言：辛亥革命建立的新政體是覆蓋在舊中國上的薄薄的一層皮。它距離中國民間社會極其遙遠。外國學者這樣分析它的失敗：共和政體是外國的、空洞的仿製品，于中國的歷史傳統、社會土壤中毫無根基。

　　認識到這一點，中國共産黨選擇能有效集結最廣大社會力量、保障最廣大人民利益的社會主義制度，建立起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為現代化建設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開闢了中華民族發展進步的歷史新紀元。在社會主義建設艱辛探索的基礎上，30多年改革開放，中國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轉折，拓寬了民族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找到了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正確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九）從“黃鶴樓頭兮忽樹革命旗”算起，一百年過去，古老中國有如浴火重生。

　　對中國來説，二十世紀是決定我們民族生死存亡的一百年。其始終貫穿的鮮明主題是：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鬥。通往這一目標的現實路徑，是讓曾被甩在全球現代化進程之外的中華民族，融入人類發展進步的浩蕩潮流。如果説孫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是把古老中國帶往現代化之途的第一個轉身，那麼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改革開放，就是將這艘巨輪推達前所未有境界的最壯闊的歷史行進。

　　從辛亥的槍聲，到五四的怒吼，從上海石庫門和南湖遊船上的“開天闢地”，到新中國成立的“改天換地”，再到改革開放的“翻天覆地”，中國共産黨人完成了孫中山先生的未竟事業，書寫了人類發展史上驚天地、泣鬼神的壯麗史詩，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不可逆轉地結束了近代以後中國內憂外患、積貧積弱的悲慘命運，不可逆轉地開啟了中華民族不斷發展壯大、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使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國面貌煥然一新。

　　這是孫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驅所日夜嚮往：工廠遍地、機器轟鳴、高樓大廈矗立於城鄉，火車輪船往返于原野江海，全國各地皆一派大生産景象。當年，澳大利亞人威廉端納面對孫中山拿出的畫滿鐵路線的中國地圖搖頭慨嘆：“這個如同遊戲拼圖一樣的東西根本沒有實現的可能”。然而，百年後的今天，大江南北，海峽兩岸，這一切已經成為現實；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略》中關於三峽大壩、青藏鐵路、南水北調等的宏偉設想，已經化為今日中國現代化圖景中的標誌性工程。

　　這是孫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驅所未曾想象：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出口國，經濟發展持續多年高增長，城市化率超過47%，世界各國研究經濟發展的“中國週期”，國際社會關注現代化的“中國模式”，西方觀察家慨嘆，“中國的崛起是20世紀最重大的事件”。從封建專制到人民民主，從一盤散沙到團結和諧，從封閉愚昧到文明開放，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從備受欺淩到重返世界舞臺……一個四分五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向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現代化國家轉變，奏響了中華大地最激昂的雄渾樂章。

　　這是孫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驅所孜孜以求：一個國家，只有堅持以人為本，倡行民主法治，維護公平正義，實現共同富裕，推動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才能真正稱之為現代化的國家。從三民主義，到“德先生”、“賽先生”；從“拼將熱血築長城”，到“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從“發展才是硬道理”，到“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浩蕩前行的百年中國逐漸凝聚起這樣的共識：現代化是一個不斷深化、永無止境的歷史進程，在當代中國，只有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才能不斷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打下堅實基礎。儘管未來的征程依然漫長，但共産黨人以更大決心全面推進變革，已經成為今日中國再創輝煌、全面進步的必然抉擇。

　　撫今追昔，我們可以告慰孫中山先生的是，令他憂慮重重的舊中國積貧積弱的狀況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令他念茲在茲的中國人民的生活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令他魂牽夢縈的中國現代化理想正在逐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輝前景已經展現在我們面前。

　　（十）2011年10月1日，天安門廣場。孫中山，毛澤東，兩位世紀偉人遙相對望。

　　歷史的長河中，一個世紀並不遙遠。

　　1911—2011，剛剛過去的這一百年，以辛亥革命為起點，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産黨的帶領下，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迎來了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走過了其他國家幾百年的現代化發展歷程，演繹了民族復興史上自強不息的傳奇。百年風雨歷程，如同歷史教科書，充分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只有中國共産黨才是領導中國人民不斷開創事業發展新局面的核心力量。

　　2011—2111，即將到來的這一百年，發展的藍圖已經展開——到中國共産黨建黨100週年時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到新中國成立100週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把我們偉大的祖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處於又一個社會大變革、大轉折中的中國，曾經有“獨一無二的過去”，也將擁有“獨一無二的未來”。百年精神傳承，必將崛起一個繁榮發展、和平統一、民主自由、共同富裕、高度文明的現代中國。這個中國，將為民族贏得更多福祉；這個中國，將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

　　中華正在復興，同志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