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是日本社會的毒瘤，在歐美社會，這種主張排外、懷念法西斯歷史的社會與政治勢力，一般被稱為“極右翼”，而在日本社會約定俗成地稱他們為“右翼”，他們秉持國粹主義、民族主義理念，主張日本至上、天皇至上。二戰後，因為美國的庇護，日本並沒有徹底清算法西斯主義，眾多的前政府官員、議員進入戰後日本政界，如甲級戰犯、東條英機內閣的大藏大臣賀屋興宣，在戰後甚至還擔任了池田勇人內閣的法務大臣。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外祖父、甲級戰犯岸信介，也曾是東條英機內閣的商工大臣，戰後還當選為首相。這些進入戰後政壇的戰前政治家，就成為日本右翼政治勢力的緣起，而他們的子孫、徒子徒孫也就演變成了日本政壇右翼勢力的主力。

　　總體上來説，日本政壇的傳統意義上的右翼，目前並非佔據主流地位，當年曾群魔亂舞的一幫右翼議員，目前或退隱，或被邊緣化，如甲級戰犯平沼騏一郎的義子平沼赳夫，目前只能在迷你政黨奮起新黨棲身，曾登上釣魚島的民主黨眾議員西村真悟也因犯刑事罪而早已退出政壇。現在搞亂中日關係、鼓吹防範、制衡中國的政客們，大部分在思想上與傳統右翼有著很大不同，但在作用上卻殊途同歸，姑且稱之為“民粹右翼”。

　　“民粹右翼”之所以會佔據政壇的主流，原因有多方面。

　　首先，日本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形勢越來越不妙，國際地位沉淪。許多日本人引以為傲的當年“亞洲唯一發達國家”眼看就要淪為亞洲“最大發展洼地”，心理上無法接受地位的巨變，漸漸生出一種偏狹的自尊心，對往日的“榮光”無限懷念的同時，越來越自閉，自認為“貴族”，將中國視為“暴發戶”。若有政治家對中國持強硬態度，他們就會狂熱追捧。

　　其次，從日本社會形態角度看。日本經濟停滯的20年，也恰恰是全球化迅猛發展的20年。日本從一個“一億總中流”的社會財富較平均的社會，漸變成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社會，特別是年輕人缺乏穩定就業，對社會、對政治不滿，在媒體的誘導下，將日本的衰落、自身困窘的責任推給中國等新興國家，從而産生出較強烈的排外情緒。

　　第三，以政治家、官僚為代表的精英層對改變現狀無力。使民眾對政黨的支持度大幅下降，對傳統政治中的腐敗、金權勾結極為憤怒，盼望有一個“強有力”的政治家能夠“廓清六合、蕩滌世界”。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就出現了迎合民眾這種期待的政治勢力，那就是所謂的“民粹”右翼。與傳統右翼不同，他們並不真正信仰國粹主義，也不一定認為日本至上，但是為了迎合民眾的需求，他們會表現出這種政治傾向。比如前首相小泉純一郎，他的思想並非右翼，但是為了迎合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連續參拜靖國神社，並因此在國內一直保持著較高的支持率。大阪市長橋下徹則是目前表現得最為露骨的“民粹右翼”，其本身的政治傾向，很難將其歸類到傳統右翼，但是他很善於捕捉民眾的好惡，其觀點往往隨著民意的變化而變化，也常常説出一些保守右翼勢力愛聽的強硬之語，如否認存在“慰安婦”，如主張在釣魚島上常駐警察等等。野田以及民主黨政調會長前原誠司等，其實也可被歸類為“民粹右翼”。

　　正因為這些“民粹右翼”缺乏自身的理想信念，因此在行為上就表現出極度的投機，根據情勢的變換不斷地見風使舵，見人説人話，見鬼説鬼話。比如野田，在需要中國的市場，需要加強中日經濟關係的時候，就大唱深化戰略互惠關係。而面臨國內政治壓力，需要以“強硬派”的面目站立在國民面前的時候，他就不惜破壞中日關係，蠻橫地推動釣魚島的所謂“國有化”。

　　這些“民粹右翼”往往缺乏責任感。他們迎合民眾，不是為了民眾的利益，而是要利用民眾，來鞏固自己的政治基礎，實際上是為了自己。為了自私自利，他們往往會犧牲民眾的長遠利益。比如在釣魚島問題上，民眾的長遠利益很簡單，那就是維持穩定良好的中日關係，如果民眾一時不能理解，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家就應該做耐心的説服解釋工作，就像當年的田中角榮首相，面對右翼的壓力不退讓，説服國內各界，最終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而現在的日本政治家，普遍缺乏這種大局觀與責任感。

　　“民粹右翼”只看重自己的利益，視野狹窄，因此在外交上就很容易走向極端利己，缺乏雙贏的概念，我得必須你失，用零和概念來看外交，往往就會在一些敏感問題上推高衝突的等級。近幾年日本在領土問題上、“慰安婦”問題上都與周邊國家發生各種各樣的問題，從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這種思維在作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