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覺中，鄉土文學成為了近期文壇的一個熱門話題。而在這背後，則是鄉土現實的巨大變異與鄉土文學的相對式微。因此，鄉土文學受到高度關注有一定的必然性。

　　與鄉土文學有關的文學活動，今年值得注意的，就有一場鄉土文學研討會和一份農村文學現狀調查。研討會是6月2日在京舉行的，圍繞本人主編的《中國當代鄉土小説大系》（1979—2009）展開，與會者就鄉土文學的發展與現狀、經驗與問題等，進行了熱烈的討論。7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南京師範大學青年學者何平的《“鄉土文學”大調查：揭當下農村文學現狀兩大隱憂》。文章綜合在湖南嶽陽、江蘇南通、江蘇泰州和北京通州等地進行“新農村建設中的文學參與”的調查和訪談，得出了令人憂慮的結論：“文學閱讀和寫作在鄉村萎縮，甚至從鄉村退場。”

　　在這樣的背景下，孟繁華的一篇文章引起的爭論更加引人矚目。第6期《文藝研究》雜誌發表了他的《鄉村文明的變異與“50後”的境遇——當下中國文學狀況的一個方面》，7月24日的《光明日報》“文學評論”版隨即發表了李雪的文章《“50後”作家的創作依然蘊含著無限生機——兼與孟繁華先生商榷》。

　　6月2日的研討會上，孟繁華在發言中簡述了自己關於鄉土文學及“50後”寫作的看法。聽了他的意見，又看了他的文章，雖然對一些具體作家作品的看法我不盡同意，但他關於鄉土文學總的判斷，我是首肯的。看了李雪的文章，多少有些失望。我覺得，她把話題的重心從“鄉土文學”那裏轉移了，而轉到“50後”之後又疏離了“鄉土文學”。李文的商榷並沒有真正對準問題的焦點。

　　我以為，孟繁華的文章並非是在一般意義上來談論“50後”寫作的問題，他是在構建鄉土文學經驗，並在這一經驗中成就自己又束縛自己的意義上，來談論“50後”寫作的。

　　對於“50後”寫作在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地位、影響與意義，孟繁華作了較為充分的估量。他説：“三十多年來，這個文學群體幾乎引領了中國文學所有的主潮，奠定了文壇不可取代的地位。公允地説，這一代作家對中國文學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甚至將當代中國文學推向了我們引以為榮的時代。”那麼，他為何又對“50後”寫作的走勢與前景作出並不樂觀的估測與預言呢？他的依據是這個群體“基本還固守過去的鄉村文明的經驗”，“他們的經歷和成就已經轉換為資本”，所以“他們不再是文學變革的推動力量”。這樣兩點理由，第一點沒有必要再詳加闡釋，因為已經是被他們的創作所證明的事實；第二點可能會有爭議，但它描述的也是一個正在向人們走來的現實。而且這其中，既深含了一種對於文學創作能否與時俱進的深切憂思，也內含了一種文學反思中的自我反思，寫作批判中的自我批判。

　　的確，鄉土文學因兼有題材、題旨與風格等多重內涵，它一直是當代文學特別是小説創作的一條主線，並代表了不同時期的創作成就，標誌了藝術的時代高度。尤其是在長篇小説創作領域，它所集中的重量級作家和優秀作品，以及由個性化人物構成的典型形象藝術長廊，均為別的題材領域所難以企及。再用寬鬆一點的觀念來看，30年多來的許多小説創作傾向，都與鄉土文學有關，如“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知青文學”、“尋根文學”等。可以説，它在自身不斷進取和發展的同時，也促動和影響了別的文學傾向，是整體文學創作的一個主動脈。

　　從鄉土文學寫作角度來看，代表性作家大都集中于“50後”一代，而他們在現代的鄉土哀愁的書寫、十七年的鄉土革命的書寫的已有小説類型上，創造出屬於他們一代的新的小説類型——鄉土反思的書寫。這類寫作的代表性作品，給人印象深刻的就有《古船》、《豐乳肥臀》、《塵埃落定》、《聖天門口》、《笨花》、《秦腔》等，這些作品聯袂而來，就把當代中國的鄉土文學寫作提到了前所未有的藝術高度。

　　但進入新世紀以來，鄉土文明在現代性的強力主導之下，以城鎮化、産業化、空巢化等多種方式，從生存方式、生活形態，到生産方式、人員結構等，都發生了劇烈又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不僅是結構性的，而且是根本性的。問題還在於，這種變化方興未艾，始終處於變動不居的過程之中。舊有的鄉村經過“革命”，走向了“集體化”；又經過“改革”，走向了現代化，鄉村文明的整體性已不復存在，變動中的鄉土現實又在多樣性中充滿不確定性。這些都給作家們認識現實和把握現實帶來極大的難度，他們已有的文學經驗與這種新的現實並不對位，因而難以在彼此之間建立起有效的內在勾連，這就造成“50後”們在鄉土文學寫作上難以逾越的寫作困境。因此，直面當下鄉土現實的長篇小説為數較少，而不多的寫作涉及當下鄉土生活的變異時，又多在驚詫與哀嘆中表現出無力與無奈，這已是無可諱言的鄉土寫作現狀。新的鄉土現實的小説寫作的這種困境，與其説是屬於“50後”，不如説是屬於這個時代。

　　因此，從“50後”的角度來提出問題，顯然是意在讓問題更為凸顯，更顯嚴峻。而且，我和孟繁華本就屬於“50後”一代，與“50後”作家們的經驗緊密相連，與他們的處境息息相關。提出“50後”問題的背後，顯然也是一種自我反思，一種自我警覺。

　　鄉土之於中國，正如費孝通在《鄉土中國》開篇中所説的那樣：“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這種社會的鄉土性，與過去在很多方面都表現出不同，但在精神氣質上卻又變亦未變，脈息相連。因此，鄉土與中國的關聯，是無處不在、生息不斷的。但在日新月異的變動中，鄉土中國一定會有新的形態、新的氣韻與之相應，也會有新的作家、新的寫作隨之而來。在這個意義上，我贊同孟繁華的一個看法，新的鄉土中國的鄉土文學的寫作上的進而出新，要寄望于“60後”、“70後”。他們傳統經驗的負累較少，自身的成長與新的社會現實具有對應的關係，也許他們能從自己的角度有新的發現，從新的層面上找到新的立足點。鄉土文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再開新局，真的要寄望于他們這些新生代作家，這可能也是歷史賦予鄉土文學新一代的使命。

　　文學事業本就是後浪推前浪的事業，“50後”如因功成名就退場了，也不意味著鄉土文學就此衰落。相反，它標示的和呼籲的，是新人的登場與接力，是鄉土文學新潮的興起與再續。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