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媒體報道，廣東省紀委日前召開全省預防腐敗工作座談會，總結省市兩級預防腐敗機構成立以來的各項工作，研究部署下一步預防腐敗工作任務，其中提到的“出臺領導幹部家庭財産申報公示”引人注目。

　　早在今年5月，廣東省第十一次黨代會報告就曾提出，要進行領導幹部個人財産申報試點。彼時，會議上提到的“一把手監督”和“財産申報要在一定範圍內公開，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就讓人眼前一亮。如今，數月已過，該省財産申報公開的制度建構似乎在有條不紊地進行中：有地市在成立預防腐敗局時，提出相關的工作設想，如肇慶市預防腐敗局提出要探索領導幹部家庭財産申報，中山市近日亦提出將探索實行黨員領導幹部家庭財産黨內申報。儘管有新聞提出，這些地市均未將“公示”列為探索目標，但在官員財産申報公開幾乎鐵板一塊的當下，任何一個地方“試水”的勇氣都值得肯定。至少，在客觀上，它形成了呼籲制度建構的聲場，體現出制度改良的訴求與誠意。

　　而且，從此次廣東省自上而下的制度推行中，我們分明看到了一種突破。那就是官員財産申報公示並沒有像過往那樣，讓基層成為制度推進的急先鋒，最終陷入步履維艱，而是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通過上層制度設計與政策推動，在地市級逐步試水。這一點，無論是此前的“阿勒泰模式”，還是“慈溪模式”，恐怕都難以比擬。

　　被譽為“破冰”之舉的新疆阿勒泰地區官員財産申報，曾在媒體上掀起輿論熱潮，現在卻幾乎湮沒無聞，其實正是因為缺乏“上層支持與法律支撐”。這些年來，一些地方的官員財産申報及公開之所以總是“猶抱琵琶半遮面”，或者從轟轟烈烈的財産公示最終變成悄無聲息的“私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當利益博弈進入深水區時，由於缺少上層制度設計與支持，一旦主政者離任調任，改革就陷入了進退兩難、後勁不足的境地。

　　這些實例其實也説明，改革措施不能止于基層先行。對此，曾有社會學學者指出，財産申報制度的出臺，不是取決於制度制定的技術性過程，而是取決於社會力量的博弈，取決於社會阻止既得利益的能力。

　　如今廣東在官員財産申報公開上，不再局限於以往最高不過地市級的試點，也不再滿足於小範圍的申報公示，而是將這項政策納入一省的範疇內，力求用上層的設計與推動，突破官員財産申報瓶頸，掃除改革障礙，用誠意與魄力去探路，這讓人很期待。能否突破官員財産申報瓶頸，是檢驗改革誠意的試金石，我們樂見這項制度能夠真正在上層推動下從申報走向公開，成為制度反腐的突破口，從而為國內更大範圍的財産申報公示提供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