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前提出“蟻族”概念的青年學者、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教授廉思，近來又將關注的目光投向高校40歲以下青年教師群體，歷時一年多調研完成的《工蜂——中國高校青年教師調查報告》終於面世。調查顯示，科研、教學和經濟壓力被青年教師們視為“三座大山”，這一群體自比為“工蜂”。（《中國青年報》9月14日）

　　筆者也是高校青年教師，自踏上工作崗位以來，一直關注相關的新聞報道。我也曾撰文為這個群體“吶喊”過，因此對這個調查結果並不感到“新鮮”，因為調查中很多教師的訴説，不過是重復新聞中“昨天的故事”。此外，隨著工作經驗的積累，我的思想也慢慢發生轉變。我認為，青年教師老以“自怨自艾”的形象出現在新聞中，有點“撒嬌”的意味。

　　在此，我不是要否定廉思教授的研究，也不是替體制説話，更不是“站著説話不腰疼”，畢竟，我的工資收入也不高，沒房沒車。我注意到，這個調查涉及北京、上海、武漢、西安、廣州5個相對發達的城市，無論是調查採訪，還是統計數據，都很難代表全國86萬高校青年教師。畢竟，這個隊伍極其複雜，有地域、院校、專業、學歷、性別、家庭經濟狀況和背景的差異，也有個人價值觀和生活態度的差異。

　　讓我感興趣的是青年教師如何“認知自己的社會地位”。報告顯示，這個人群的自我認知在“下行”。但是，無論從哪方面硬體條件來看，“工蜂”族都不算“屌絲”：高學歷，工作穩定，83.7%受訪者擁有本地城鎮戶口，八成有住房公積金，五成以上有醫療和養老保險。加上社會名望，高校“工蜂”族應屬“憑藉學歷資本而上升”的中産階層，為什麼他們如此“看低”自己的社會地位？

　　我所在的小城市，“大學教師”至少不算是底層職業。我並不完全贊同報告中分析的理由——“整個社會的價值系統變了，權力和金錢取代知識與道德成為評價核心指標，這是令高校‘工蜂'族感到壓抑的重要背景。知識分子的整體地位下降，‘工蜂'族地位更加被邊緣化。”

　　首先，現代社會，知識分子已經分化，不是整體地位下降，而是各歸其位。“高校教師”不過是一群職業化、專業化人士。

　　其次，整個社會的價值系統變了，必然會影響到各個行業。現實中，醫生“收紅包”、“拿回扣”，記者拿“封口費”，一些事業單位“拉關係”、“拼爹”等負面報道還少嗎？哪個行業的年輕人沒有壓抑感？“拿著賣白菜的錢，操著賣白粉的心”已在眾多年輕人內心植根。而據我的經驗，“高校青年教師”一直是媒體聚焦、關注度較高的群體，何來“被邊緣化”之説？

　　社會確實應該尊師重教，可是，作為教師自己，職業尊嚴不能僅靠職業身份和工資收入來維持，教師對自己社會地位的認知也不能僅靠外在的東西來提升，它更在於個人內心如何看待這份職業。時代在變，教師對自己的定位也應轉變，如今，行業之間的人才流動越來越普遍，對自己的職業不滿且有能力的教師，不是沒有另謀高就的機會。但是，無論到何處，每個行業的職業尊嚴，更源於個人的獨立性和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