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江濤

　　昨晚，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教育部等部門《關於做好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後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工作的意見》，對於被社會廣泛關注的“異地高考”政策提出了明確規定，給各地訂出最晚時間線：各地有關隨遷子女升學考試的方案原則上應于2012年年底前出臺，同時要求北京、上海等流動人口集中的地區防止“高考移民”。（9月1日京華時報）

　　異地高考方案終於獲批，這是一大利好消息。“最晚時間線”為各地方案的出臺設定了時間表，但將具體的方案交給地方政府，多少令人放心不下。

　　燙手的山芋到了地方政府手中，將很難超脫“我的地盤我做主”。此前就有專家提出，教育部不能把隨遷子女就地高考的時間表和附加條件的制定權限交給地方。擔心各省教育部門受地方保護主義壓力，很難制定公平政策，並且全國各省份的步調不一，會造成不必要的混亂，不利於問題的解決。試想一下，獲批的意見既沒有統一的規範，又缺乏明確的強制執行力，很可能有的地方會過多保護既得利益，對取消高考戶籍限制設定苛刻條件，使異地高考成為看上去很美的“畫餅充饑”。

　　誠然，異地高考並不意味著完全放開，考慮城市承載能力和滿足在當地工作等門檻這兩大準入條件也是符合中國國情，但在具體操作上不排除一些地方政府以這“兩個條件”為理由自由裁量，設置種種較高門檻，使異地高考政策“草莓化”。比如對各地進城務工人員合法穩定職業、合法穩定住所的界定、對參加社會保險的具體年限、子女連續就學年限的具體要求；如何防止以“高考移民”為藉口，為異地高考設置過高門檻和額外條件以及對隨遷子女凈流入數量較大的城市在多大幅度內增加招生計劃，增加多少招生計劃，隨遷子女能從中分到多大“蛋糕”等等，都需要明確的政策跟進，否則，各自為政，自行其是，國家的善政很難在全國落地生根。因而，異地高考需要更多細化的頂層設計。

　　伴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人口流動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異地高考的改革之難，難在戶籍“一頁紙”。但不能坐等戶籍改革來解決異地高考問題，國家應拿出更為具體的統一標準、條件和規範，使改革朝著一個方向發力。可先易後難，先讓隨遷子女自主選擇考試地，當地教育部門與其戶籍所在地教育部門構建網絡聯動機制，異地考試可比照戶籍地考分、按照戶籍地招生要求填報志願，完成錄取，解決異地奔波勞頓的問題。再如，通過確定不同的分數系數，解決名額分配不均衡、教育水平有高低、就讀與報考地發展有差異的問題。通過加大技術投入，提升效率，先期解決“考”的問題，然後再區別不同地區來破解“取”的問題。總之，要想最大限度地保障高考公平，遏制地方保護對異地高考改革的影響，全國統一的政策越細越好，越硬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