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總是會在文化與工具、傳承與流變之間，找到恰當的平衡點。或者反過來説，只要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自發形成的平衡點，在文化價值上便是“恰當的”。即使某種外力在某一時刻的強力介入，往往也很難真的影響到這種自發的選擇。

　　100多位學者聯名舉報《現代漢語詞典》（以下簡稱《現漢》）收錄NBA等“字母詞”違法，引發坊間熱議。鋻於《現漢》影響巨大，又有NBA與“美職籃”之爭在前，加之“違法”的指控足夠震撼，估計這一輪爭議仍會持續相當一段時間。

　　且不論違法之控是否故意誇大其詞以便吸引眼球，僅在望文生義的層面，“漢語”詞典收錄NBA、CPI等英語縮略詞，本身就有點錯位。然而若著眼于詞典的“工具”屬性，當CPI、GDP，乃至A股、H股等“字母詞”，頻繁出現在“漢語”日常表達中的時候，一部號稱最全面、最權威的詞典中，卻找不到它們的確解，則這套“工具”是不是也有些不夠稱手？

　　這樣的矛盾，不僅是《現漢》的糾結，也是語言文字本身就時刻面臨的糾結。文化屬性與工具屬性乃語言文字這枚硬幣的一體兩面，卻又時常發生矛盾衝突。從文化屬性的角度，往往強調維護語言文字的純潔和傳承，站在工具的角度，則更多著眼于方便和變通。前者顯得保守，後者有些輕薄，但就是兩者之間進兩步、退一步的“二人轉”，始終伴隨著各種語言文字流變的全過程，而且任何一方的發力過猛，都可能讓這個流變的過程出現失誤或波折。

　　譬如，學界普遍認為，現行簡化漢字存在的諸多弊端，就是當初設計簡化方案時，工具性思維發力過猛所致，以致近年來“恢復繁體字”的聲勢漸長。然而，如果“純潔派”自古便總佔上風，則過度簡化的悲劇固然得以避免，但迄今被人津津樂道的“繁體字”，也會因為不如大篆那麼古雅而無緣出現。

　　這樣的乖謬局面當然不會出現，人類總是會在文化與工具、傳承與流變之間，找到恰當的平衡點。或者反過來説，只要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自發形成的平衡點，在文化價值上便是“恰當的”。即使某種外力在某一時刻的強力介入，往往也很難真的影響到這種自發的選擇。

　　譬如，NBA在電視屏幕上終於被同樣三音節的“美職籃”所替代，但GDP、DNA、A股等，還是頑固地出現在屏幕上，因為當“國內生産總值”、“脫氧核糖核酸”、“人民幣普通股”不能像“美職籃”那樣足夠“經濟”地代替GDP、DNA、A股的時候，再強力的推進，都很能讓眾多“用戶”真正接受它們。

　　不可否認，對於弱勢文化來説，這樣的自發過程往往令人有些憂心，因為自發過程中形成的均衡點，往往會向弱勢一方擠壓，使其始終處於“文化入超”的不利地位。這也正是學者們上書反對NBA入《現漢》的最重要的出發點。

　　但既然是均衡點，自然就在不斷地移動之中。我們從受寵若驚般地看著幾個外國人在電視屏幕上用蹩腳的中文説相聲，到現在滿街都能遇到外國人説著北京話買冰棍，這種均衡點已經發生了相當大的位移。照此趨勢，漢字、漢詞出現在英國人、美國人的日常語言中，乃至最終出現在《牛津英語詞典》中，也並非全無可能。

　　説到底，在文字的雙重屬性中，詞典理當更重視其工具屬性。面對“字母詞”已經頻繁出現在漢語日常表達中的事實，《現漢》將其以“附錄”的地位收入其中，是一個比較恰當的做法。

　　100多位學者的指控，估計不會真正起到把NBA逐出《現漢》的目的。但他們的姿態自有其價值，它將作為“二人轉”中的一方，讓人們更多地關注到漢語的文化屬性和文化價值，制約漢語、漢字可能過於輕率的流變，讓中國人邁向未來的文化腳步，變得更沉穩、紮實一些。（張天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