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每年培養約60萬醫學生，但大約只有約10萬人能穿上‘白大褂'。”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陳育德教授的一席話，引發了“醫生培養模式是不是該變變了”的討論。

　　流失的50萬醫學生去了哪，很多人從中看到了一種“分裂”：一方面是醫學學生的轉行和流失，另一方面又是基層醫療隊伍建設的極度匱乏。“廣種薄收”的醫生培養模式確實到了非反思不可的地步，有評論説這是因為“現有醫藥衛生事業體制對醫生職業缺乏必要保障與激勵”，可在輿論視野中，醫生又常常被置於高收入群體的位置，怎麼能説“醫生職業缺乏保障和激勵”呢？僅僅盯著大醫院的少數醫生不放，而忽視普通醫院醫生的生存現狀，這又是一種“分裂”。

　　太多日常事例表明，“分裂”正在成為當下社會的一種代表性症狀。很多人會説這是“制度性産物”，或者是“權力監督不夠徹底”的惡果。沒錯，具體到一些能被媒體聚焦的“大事件”，“分裂”的症狀確實和各種制度的不完善密不可分，可在一些小的社會組織結構中，“分裂”同樣無處不在。比如，有些單位常常鼓勵職工盡職盡責，但是單位卻未必提供“讓職工奉獻工作熱情”的機制。再往小處説，你我等個體也會在不經意間處於“分裂”的狀態。

　　無論是美劇《新聞編輯室》在國內的躥紅，還是電影《搜索》的熱映，公眾常常會將媒體人看作正義的化身，認為他們從不僭越社會規則。可是，有些媒體從業者雖然經常批評社會潛規則，他們在看病時也會托關係找醫生，孩子上學時也會求助條線記者爭取能上好學校。我甚至見過一些年輕的“高端”媒體人，從業沒幾年就利用自己的職業資源為自家人謀私利。而這些記者，也常在媒體上抨擊社會潛規則。我們在批評權力尋租時，很少考慮到，自己利用職業資源優勢對社會規則的破壞，是不是也是一種尋租？這又算不算一種“分裂”？

　　個體很多時候難免處於“自我分裂”狀態，偶爾會自我懺悔，卻總能找到各種理由平衡自己：要生存就先適應已有的社會規則，之後再憑藉自己的能力和對正義公平的訴求，慢慢改變社會規則。在這樣原諒自己的過程中，其實對潛規則的每一步適應，勢必加大將來改變社會潛規則的難度。這道理誰都懂，但你不由自主依舊要適應。

　　一些媒體人“分裂”如此，其他人群和行業同樣也有“分裂”症候，否則，讓孩子從小“拼同學”、圈子文化低齡化，也不會成為新聞話題。

　　社會大事件也好，生活瑣事也罷，“分裂”的症候正在這個社會中無孔不入。常常想起一個流行的網絡段子，“我們恨貪官，又拼命報考公務員；我們罵壟斷，又削減腦袋往高薪單位鑽；我們譏諷不正之風，自己辦事卻忙找關係。總之，我們憤怒，不是因為覺得不公平，而是覺得自己處在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我們不是想消滅這種不公平，而是想讓自己處在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

　　這些天，同樣流行于網絡的“語錄”還有“你怎樣，中國便會怎樣”。如果説“社會大事件”中的“分裂”關乎制度，那麼針對“生活瑣事”中的“分裂”，每個人是不是都在“你所站立的地方”真正反思這種“骨子裏的自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