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京江寧區人口計生局發佈《人口現代化:江寧案例研究》報告。報告披露,伴隨著發展,江寧區百姓的社會生活質量不但沒有得到相應提升,反而有所下降。研究專家提醒,提升生活質量需要解決好外來人口問題,要提高外來人口中高素質人才的比重。據悉,該報告被國家計生委稱為“首例人口現代化的研究成果”。(7月31日《揚子晚報》)

　　生活質量是一個模糊的比較概念,不僅包括物質方面,還離不開精神層面的感受。如果一定要對“生活質量”做指標性測量,顯然需要龐大而立體的調查體系設計,而且最終結果仍難以表徵令人信服的生活狀態。南京江寧區這份研究報告,專家只選取了經濟生活、社會生活、生活環境三個測量維度,測量體系設計比較單薄,也更側重物質層面,由此得出“外來人口多影響本地生活質量”的斷論,似乎有些牽強。

　　其實,要説生活質量,農民生活在青山綠水旁的田園農村,雖然在財物擁有上或許並不充裕,但他們有閒適而清靜的慢節奏生活,既無須擔心地溝油,也不用焦慮于有毒食品,生活質量未必不高。相比之下,一些城裏人衣著光鮮地遊走在真金白銀的生意場和燈紅酒綠的交際場,生活質量説起來也不低。換句話説,農村人有農村人的閒適,城裏人有城裏人的快活,生活質量高低的關鍵,在於人的訴求和心境。

　　如果將外來農民工與城裏人放在同一個城區內,以統一的城市標準來衡量,就會強行分出一個優劣來了。比如同樣是乘坐公交車,農民工或許覺得自己不用走路已經算生活質量提高了,但有個別城裏人仿佛車廂裏聞到“農民工的味道”,可能會因此感到乘公交意味著生活質量下降了。其實,歸根結底,這種感受還是源於隔膜的群體意識以及一些城裏人的自身優越感,因為公交車還是那輛公交車,並沒有影響到車上任何乘客出行。

　　日前,央視主持人崔永元宴請北京暴雨中在京港澳高速南崗洼路段救人的154名農民工朋友,置身農民工中間的崔永元,雖然是城裏人,但他被農民工救人的情節所感動,一次又一次地給他們敬酒、給他們簽名、和他們合影,其樂融融,並沒有什麼隔閡。我們應該記住崔永元的一句話:“農民工是城市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群體,不要等到危難時才想起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應該做到對他們尊重和認可。”相信,這是一個生活質量共同提升的飯局。

　　所以,不要一談到生活質量的宏大命題,就將審視的目光投到外來人口素質上,這種研究只會加劇割裂並且會讓不同群體都感到壓抑和痛苦,反不利於生活質量提高。當然,在公共服務的物質供給方面,外來人口增加會起到稀釋效應,但這是公共服務隨著人口流動增加必須增量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