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科技部代表海德打了一個形象的比方來形容近些年中國經濟發展之迅猛：幾年前，美國打一個噴嚏，很多國家就會感冒；如今，中國打一個噴嚏，全世界都會感冒。

　　厄瓜多爾科技部代表羅德里格斯緊隨其後發言，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取得的經濟成績同樣 “豎起大拇指”，但在結尾時他還是潑了一盆冷水：“我們的人均GDP和中國差不多，4000美元。但是，如果我們不大力發展科技，經濟很可能會停滯不前，那麼，我們將一直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

　　在9月18日發展中國家科學院（TWAS）第23屆院士大會科技部長論壇上，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尼日利亞、盧旺達、津巴布韋、阿根廷、厄瓜多爾9個發展中國家的科技部部長或代表出席，就科技創新與經濟增長主題發表演講。

　　從這些天“嚴重超時”的發言中可以找到一個共性的觀點：各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一系列矚目成就，但如何做到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則成為這些科技管理者新的“憂慮”。畢竟，科技創新被看作是促進經濟發展的主要引擎。

　　我們現在要追趕的是被發達國家落下200年的科技史

　　這是TWAS院士大會第三次走進中國。有意思的是，上一次在中國舉辦是2003年，那時，“BRICS”（“金磚國家”，包括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的概念剛剛被美國高盛公司提出，這些國家隨即被看作全球新的經濟增長極。如今10年過去了，金磚國家都毫不例外地成為地區乃至全球的經濟引擎。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計，2014年“金磚四國”（“BRIC”，包括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經濟增長將為世界總量的62%，而西方七國集團的這一比例僅為12%。

　　不過，正如羅德里格斯所言，儘管不少發展中國家人均GDP以及經濟發展速度已十分可觀，但對這些國家而言，無論是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上還是在科技發展水平上，與雄踞世界發展潮頭的發達國家相比都存在明顯差距。這一點對除俄羅斯之外的金磚國家來説同樣適用。

　　差距究竟有多大？印度科技部與地球科學部部長拉維一語驚人：“我們現在要追趕的就是被發達國家落下200年的科技史。”這位自稱學歷史出身的科技部部長説，在第一次科技革命即工業革命之前，世上原本沒有發達與發展中國家之分。他援引一個樸素的邏輯來説明這一點：正是由於技術發展的不平衡，才有了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一個具體的表現是，發展中國家研發投入佔GDP比重仍然較低。以中國、巴西、印度為例，儘管三國均制定了增加公共投資、鼓勵和支持私人部門研發投資等計劃，但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仍是“可望而不可即”。

　　中國國家統計局2010年數據顯示，中國科學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佔國內生産總值（GDP）之比為1.7%，較2000年提高了0.8個百分點。2007年巴西這一比例為1.13%，印度則是在較長一段時間裏徘徊在0.8%左右。然而，世界銀行的統計顯示，2006年世界R&D經費支出佔GDP的平均比率就達到了2.31%。

　　拉維在當天的發言中透露，印度將於明年年初出臺新政策。預計在2017年，該國研發投入佔GDP的比例提高到2%。阿根廷科技部代表薩爾瓦雷扎也表示，該國將繼續增加研發投入，該比例將佔到GDP的1%。

　　很顯然，這一賬面上的問題已經引起多位與會科技部部長或代表的注意。然而，一位發展中國家科學院新當選院士不甚樂觀地拿出這樣一組數據：巴西計劃在未來8年裏將研發投入佔GDP的比例提高到1.5%，這樣的數字卻只相當於挪威在2006年的研發強度，更不及加拿大在2005年2%的研發強度。

　　優秀的科技人才隊伍是決定科技創新能否重生的關鍵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位不願具名的院士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研發資金上的投入可以“立竿見影”，但是“鉅資”能否用在刀刃上，即用在對人才隊伍的培養上才是關鍵。用他的話説，如果科技創新決定著經濟發展的“重生”，那麼，有無優秀的科技人才隊伍則是決定其能否重生的關鍵。

　　事實上，“人才流失”是長期以來制約發展中國家科技發展的一大問題。

　　據統計，上世紀60年代初和70年代，印度、巴基斯坦、菲律賓、斯裏蘭卡等國，向美國、加拿大、英國等國家和地區“貢獻”了40多萬名科學家、工程師、醫生和其他技術人員。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獲得博士學位的阿拉伯國家學者，仍有近2/3寄居在發達國家。

　　多年前，時任法國科學院院長的伊夫凱雷在與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交流時就為此表示擔憂。按照他的説法，科學家需要集中到一起討論研究、交流觀點、碰撞思想，因此，非洲的很多人才最終都願意留在法國，“一個科學家什麼都不能做，但是科學家之間的合作可以迸發出無窮的力量。”

　　另一個最新的佐證是，9月17日發佈的《中國留學發展報告（2012）》藍皮書顯示，1978年～2011年，中國共送出了224.51萬名留學生，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而同期留學回國人員總數達到81.84萬人，回歸率僅為36.5%。換言之，超過六成的留學生滯留海外。

　　對這些國家的科技管理者而言，能否逆轉“人才流失”成了擺在他們面前的一道難題。

　　巴西斥“鉅資”設立一個“無國界科學家”項目，即輸出越來越多的大學本科生和研究生到國外學習，與此同時，每年還將吸引200位左右的國外科技工作者，到該國從事科研和學術交流活動。巴西科技部代表説，這兩者的費用全部由政府承擔。

　　厄瓜多爾也將在接下來的4年中投入10億美元，將“最好的學生”派到國外。羅德里格斯説，這些學生唯一要做的就是“在國外拿到好成績，然後回國”。同時，該國還將斥資6000萬美元建造一個“知識城”，以吸引國外研究者，併為這些國外研究人員提供每月6000美元的高昂津貼。

　　事實上，這個與大會所在地——天津市人口不相上下的小國，已經憑藉著科技創新將貧困率下降了9%。這意味著，在過去5年，該國貧困人數少了100萬。阿根廷在這方面也收到了一些回報，該國科技部代表薩爾瓦雷扎介紹，近年，阿根廷在科技投入方面與此前相比增加了500%，相應地，有1000位在外工作的阿根廷籍知名科學家回到了國內。

　　上傳下達式的行政資源分配方法難以激發科技創新活力

　　這些斥鉅資吸引人才的做法，能否長效？

　　對此，與會者的另一種意見或許值得深思：即便政府將錢花在“買人才”上，也未必行得通。這種觀點認為，上傳下達式的行政資源分配方法很難真正激發起科技創新的活力。

　　其具體表現是，政府投入佔研發總投入的比重過大，而這與發達國家以企業為研發投資主體的情況形成反差。

　　近幾年各國公開的經濟數據顯示，巴西的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在科技研發上的投資各佔50%，政府的研發投資多集中在研究機構的科研方面，而非企業的技術推廣和升級。印度企業的研發投入佔國家研發總投入的比重則不足30%。

　　這也正是與會的科技部部長或代表在發言中不約而同提到的一點：重視私營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的地位。這種説法類似于前不久中國科技創新大會上的倡導：“強化企業技術創新主體地位，促進科技與經濟緊密結合”。更直白地説，就是政府要將更多的“研發投入”分到企業的碗裏。天津9月19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