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6月19日電 國際金融危機後，隨著國際形勢的新發展，國際力量平衡、國際關係格局均出現新的變化。在探究如何認識這種新變化的努力中，西方左翼學者對西方輿論界流行的“文明衝突論”、“全球治理論”和“權力轉移論”三大國際關係思潮進行了深入的反思。

　　最新一期的《人民論壇》刊載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劉志明的文章指出，西方左翼學者對三大國際關係思潮全面、深刻的反思，有助於打破西方自封的在意識形態領域對“真理”的壟斷地位。

　　關於“文明衝突論”的反思

　　文章介紹了20世紀90年代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提出的“文明衝突論”，這一理論從提出開始就廣受關注，但一直飽受爭議。亨廷頓認為，隨著冷戰的結束，基於意識形態和經濟利益考慮發生衝突的可能性降低，而各種不同文明之間的矛盾與差異凸顯，將成為新一輪衝突的導火索，“文明衝突”模式成為新的對抗和協調模式。最可能升級為更大規模戰爭的地區衝突的是那些來自不同文明的集團和國家之間的衝突。

　　文章稱，亨廷頓“西方文明優勢論”的心態，鼓動所謂西方“文明”國家聯合起來以打擊、遏制異類文明尤其是所謂的儒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企圖，一直以來，是包括西方左翼學者和共産黨人在內的思想界揭露與批評的焦點。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西方左翼學者和共産黨人結合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以新興大國的崛起等新的無法否認的客觀事實，有力地批判“文明衝突論”鼓吹的“西方文明優勢論”。

　　文章指出，包括西方左翼學者和共産黨人在內的世界進步思想界認為，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間的差異並非衝突的根源，而正是這些差異才使人類社會更加豐富多彩，各種文明之間相得益彰。世界的和平、繁榮與發展有賴於不同文明之間的理解、對話、交流以及相互尊重和借鑒。在被認為是徹底顛覆西方“中國崩潰論”、“歷史終結論”的《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中，馬丁雅克指出，在這個價值觀多元化且常常相互矛盾的世界，設法讓這些對立的價值觀共存共容，是一件重要的事。實際上，要讓一個充滿矛盾現代性的全球化世界以相對安寧和睦的方式存在，價值觀的共存共容是前提。

　　關於“全球治理”理論的反思

　　文章表示，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主流全球治理理論的一個中心假設是“國家無能論”，意即民族主權國家對於那些跨越國界的全球性問題失去了解決的能力，因此需要由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全球性組織來加以協調處理。隨著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霸權在全球的肆虐，西方主流全球治理理論又開始竭力鼓吹以市場機制來進行全球治理，並強行推銷“市場萬能”的新神話。但是，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使西方主導的全球治理機構與機制的弱點與弊病暴露無遺。西方許多左翼學者和共産黨人對西方主導的全球治理機構、機制乃至西方主流的全球治理思潮的懷疑情緒和要求變革西方主導的全球治理的情緒均隨之增長了。

　　文章稱，西方左翼學者和共産黨人比較一致的看法是，西方主導的全球治理不能有效應對金融危機、氣候變化、糧食危機等全球性議題帶來的各種新挑戰，正面臨困境。

　　西方許多左翼學者和共産黨人大都認為，2008年的危機並非僅僅是一場深刻的金融和經濟危機，也是世界管理體系的危機、全球發展基礎理論的危機、國際體制的危機。在他們看來，要擺脫這場體制性危機，需要展開新一輪的改革，建立新的國際體制，打造新的全球經濟金融管理體系、形成新的世界發展哲學。西方左翼學者和共産黨人關於全球治理變革的訴求與主張主要表現在以下兩點。

　　第一，根據國際力量平衡發生變化的新形勢，推進全球治理機構的民主化進程。這種“民主化”進程，換言之，這種進程包含團結、民主和社會公平的全球治理的再調整和變革。

　　第二，超越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使全球治理“社會主義化”。烏克蘭共産黨第一書記西蒙年科就指出，聯合國變得越來越虛弱，逐漸淪為維護美國利益的機構。要想維持未來世界的和平穩定，重新回到社會主義道路是必要的。日本獨協大學法學部教授星野昭吉也指出，目前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正處於深刻變動之中。 英國薩塞克斯大學教授基思范德菲爾則把全球治理的社會主義化寄望于左翼的再度振興。

　　關於“權力轉移”理論的反思

　　文章稱，認為均勢理論沒有抓住國家發展速度不均衡對國際體系影響的美國學者奧根斯基和羅伯特吉爾平先後形成了各自較為系統的權力轉移理論。權力轉移理論區分了主導國與崛起的挑戰國之間爆發戰爭與保持和平的條件。該理論認為，均勢、超越和不滿的共同作用往往導致戰爭。一旦發生權力轉移所需具備的人口因素、經濟與政治條件充足，外部行為者很難對權力轉移進程有重大影響。權力轉移理論還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長期和平提出了這樣的解釋，即美國是主導國，沒有其它國家能夠與之匹敵，因此沒有爆發大國戰爭，甚至也沒有出現實質性威脅。

　　國際金融危機使國際力量平衡發生顯著變化的事實，使權力轉移理論在西方主流輿論界尤其是國際關係學界很快又流行起來。但是，也有一些西方左翼學者對當前重又流行的權力轉移理論進行了質疑。如美國拉特格斯大學政治學系理事會教授傑克利維就認為，雖然權力轉移理論可能是最廣泛地用來解釋中國在當前國際體系中崛起的動力與結果的理論，但該理論仍有一些方面不夠完善，它並沒有為國家的崛起與衰落的動力因素作出全面精確的描繪。儘管權力轉移理論認為中國趕超美國不可避免並且日益迫近，或許在下一代的某個時刻，但是這個預測忽略了技術革新(與軍事革命)可能影響國家增長軌道的重要性。

　　傑克利維還特別指出了權力轉移理論的另外一個重要的局限性，即權力轉移理論雖然正確地認定，中國崛起將是未來數十年最主要的地緣政治事件，但是它太過強調全球層次而對亞洲地區層面沒有給予足夠重視。中日關係、中韓關係、中國同東南亞關係還有同美國和印度的關係，這些都會影響中美關係，也會被中美關係所影響。他的結論是，“沒有哪個理論可以單獨為中國在亞洲和世界的崛起以及中美競爭給世界體系的影響提供一個更普遍適用的框架。”

　　文章最後指出，整體上説，國際金融危機後，西方左翼學者和共産黨人對西方流行的三大國際關係思潮的反思，是我們當代需要的覺悟。這種全面、深刻反思最重要的價值與意義在於，有助於打破西方自封的在包括國際關係學在內的思想意識形態領域對“真理”的壟斷地位。美國杜克大學教授布魯斯詹特森和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史蒂文韋伯等人認為， “世界政治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問題現在都需要重新討論”，因為世界已經進入“意識形態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