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在飛赴北京參加即將召開的“中美第四輪戰略與經濟對話”之前，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在舊金山發表講話，重申人民幣需要更快速地升值。有關專家指出，美國再彈“人民幣升值”老調，旨在為國內危機尋找替罪羊，轉移國內矛盾。

　　累計升值三成  美仍得寸進尺

　　其實，近年來，中國一直穩步推動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和利率市場化改革。2005年7月21日，中國依照主動性、可控性、漸進性原則，啟動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在國際金融危機衝擊嚴重的時候，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為抵禦危機衝擊、促進全球金融穩定和經濟再平衡發揮了積極作用。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始終堅持平穩釋放升值壓力，保持人民幣匯率處於相對合理水平，將負面影響降到最低。截至2011年11月末，人民幣對美元累計升值30.4%，實際有效匯率升值28.6%，目前人民幣匯率呈現雙向浮動態勢。

　　專家表示，在這種狀況下，美國再彈“人民幣快速升值”老調，給人以得寸進尺的感覺。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金融係副教授景乃權對本報記者強調説：“從長期看，人民幣可自由兌換必定成為中國經濟金融發展不可逆轉的大方向。中國在與美國博弈中，既要堅持貨幣政策獨立性，又要保障中國政治和經濟政策雙優抉擇。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是中國目前經濟金融的安全閥。當中國經濟面臨來自美國壓力時，我們通過調節匯率和適度開放資本賬戶來緩解這些壓力。匯率調整和資本賬戶的開放如同安全閥兩邊的風險出氣孔，能夠在一定時期適當地釋放我國經濟金融所面臨的壓力和衝擊。避免國際遊資的劇烈衝擊，防止國際遊資的過量涌入和出逃，從而保障金融體系的穩定。”

　　美國究竟要達到什麼目的？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教授蔣先玲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説，“中美第四輪戰略與經濟對話”將舉行，按慣例，人民幣匯率問題是必談的議題之一。更主要的是近來美國經濟回升緩慢，就業壓力增大，政府擔心出現滯脹；當然，也存在美國大選的需要等更多的政治考量，有把其國內危機轉嫁他國之嫌。

　　景乃權進一步分析説，用“美元三權”來分析美國要達到的目的就一目了然，在世界範圍壓低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産品價格，享受發展中國家提供的物美價廉的豐富産品。同時，用手中的定價權不斷推高科技和資本密集型産品價格；用美元不斷貶值來稀釋發展中國家掙來的血汗錢，直至變成一堆廢紙；在政治上設定美國的所謂“敵人”，中斷你從事國際貿易用美元結算鏈條，凍結你的美元資産。若這一切無法阻礙你的快速發展時，就站在所謂的“道德”高地上，指責你“碳排放”過高，而損害地球村等。

　　有專家指出，近年，美國經濟下滑，失業率上升，引起民眾強烈不滿，美國一些人將“人民幣匯率問題”政治化，想找一個“替罪羊”，轉移國內民眾視線。這不但會影響中美兩國利益，而且會對艱難復蘇中的世界經濟造成負面影響。

　　升值會否重創中國經濟？

　　那麼，人民幣快速升值會給中國經濟造成很大負面影響嗎？

　　蔣先玲認為，從目前看，人民幣不可能快速升值，更不用説大大影響經濟。因為市場的評價是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正處於均衡狀態，升值預期不強，如，自4月16日起，中國已將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交易價浮動幅度由5％。擴大至1%，人民幣匯率彈性增強，而市場並沒有出現多大變化；加之中國經濟增速也在回落，壓力大，餘地小，所以，再提人民幣升值應當是政治上意願更多些。

　　景乃權認為，中國的企業應利用好這寶貴時機，加速産業結構調整，縮短價值鏈，提高品牌附加值；加快知識産權保護力度和産品創新能力；快速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優化國際儲備結構；將外匯儲備安全性放在首位，增加黃金儲備在外匯結構中的比例；外匯儲備用途多元化。

　　業內人士指出，中美是當今世界第二和第一大經濟體，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其經貿合作對世界經濟關係重大，而中美經貿合作的本質應是互利共贏。中美貿易現狀是全球産業分工和結構調整的結果，美對華貨物貿易逆差相當一部分來自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貿易轉移，美限制高技術産品對華出口也是重要原因。因此，就中美貿易失衡而言，逼迫人民幣升值可謂開錯了藥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