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齊氏的影響下，羅共黨內和政府內部裙帶主義、家族主義、腐敗、文牘主義氾濫成災，對黨群關係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

    第一，黨風不正動搖了人民對黨的信心。羅共在政治上的官僚主義和腐敗使他們嚴重脫離了群眾，玷污了共産黨人的光榮稱號，極大地敗壞了共産黨人的公僕形象，在黨內外引起了極其惡劣的影響，引起了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黨員群眾對黨的高級領導人歌功頌德的做法強烈不滿，對黨的領導人拒不接受群眾的監督，深惡痛絕。總之，黨風不正，官僚主義盛行，只會導致黨同人民群眾距離越來越遠，黨群、幹群關係必然緊張。失去了人民支持的政黨或者政黨的領導人，其下場一定是可悲的。據法國《週末三日》週刊報道，1989年12月，羅馬尼亞首都發生群眾騷亂以後，齊氏夫婦逃離了首都，當他要求軍隊安排一個直升機護航隊為他護航時，遭到軍隊的拒絕。接著，總統直升機駕駛員又以汽油不夠為由而拒絕飛往指定地點，編制謊言騙過齊氏，把飛機降落在離首都幾十公里的農村。當齊氏發現以後，曾打算求助於總統夫人家鄉的工人、農民的幫助，但遭到拒絕。他們強行換乘一輛農村生産合作社工人的汽車，讓工人帶到他家，但工人説這樣很危險；他們又到了齊氏曾經視察過的幾家工廠，尋求幫助，但工人們一見到他們就開始扔石塊。他們試圖去縣黨員招待所“黨之家”碰運氣，誰知連看門人都拒絕他們，並警告説，待在這裡，人民會殺死他們。後來，開車人將他們送到了當地的植物研究所，值班農藝師立即將情況彙報給了軍隊，當地的民兵將他們抓起來交給了一個兵營，並被很快送到軍事法庭，被判為死刑，執行槍決。（註釋：轉引自李建中、黃福壽：《政黨衰敗》，第79─80頁。）

    第二，個人崇拜與獨斷專行必然導致地方官員欺上瞞下，迎合上級。齊氏的專橫，使許多黨內同志不敢説話，不敢提意見，報喜不報憂。例如，1989年羅馬尼亞糧食産量實際只有1690萬噸，上報的數字卻是6000萬噸，齊氏以此自豪地宣佈羅馬尼亞“人均糧食3噸”。齊氏根據這些虛假的數字提高計劃指標，而全國人民卻苦不堪言。

    第三，拒絕改革和思想僵化必然導致人民對黨徹底失去希望。羅共在執政時期的僵化態度以及拒絕改革的態度一點點地消耗了人民的對黨的希望。1989年“12？16”事件以後，時任新總統伊利埃斯庫在接受法國《世界報》記者採訪時説：“齊奧塞斯庫在黨內外建立了強大的鎮壓系統，扼殺了所有的改革意圖。一切都惡化了，緊張局勢加劇了，直至不可避免地爆發。”（註釋：辛夷、樊佳主編：《東歐風雲》，人民日報出版社1991年版，第169頁。）

二、前蘇聯共産黨

    前蘇聯共産黨內的官僚主義具有典型性，即蘇聯式的高度集權體制與官僚制的高度結合的背景下産生的官僚主義。前蘇聯的政黨體制有三個特點：一是公民不享有組建政黨的權利。（在1918年和1924年制定的最早的憲法中都明確規定了公民有結社權，包括創建政黨的權利。1936年斯大林時期，新憲法取消了公民享有結社的權利）；二是整個國家只有一個政黨能夠合法存在。斯大林在解釋一黨制的合理性時稱：幾個政黨，也就是政黨自由，只有在利益敵對而不可調和的對抗階級的社會裏，譬如説，在有資本家和工人、有地主和農民、有富農和貧農的社會裏，才會存在。可是，在蘇聯已經沒有資本家、地主和富農等階級了。在蘇聯只有兩個階級，即工人和農民，這兩個階級不僅不彼此對立，相反的是相互友援的。所以在蘇聯也就沒有幾個政黨存在的基礎了。（註釋：轉引自李建中、黃福壽：《政黨衰敗》，第84頁。）斯大林的解釋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長期成為蘇共的指導思想；三是蘇共高度集權，以黨代政。表現為，一是國家權力高度集中于黨；二是黨的權力高度集中于中央；三是中央的權力高度集中于個人。

    作為一個組織，蘇共的組織設計違背現代官僚制精神。表現在：雖有官僚制的科層結構，卻缺少法治精神；雖有組織內部的專業技術人員和專業分工，但其人員卻難以保持對組織的忠誠，必須首先表示對黨內個人的忠誠；由於消除了社會多餘的階層，社會缺少普遍性的社會分工和專業分工，使社會變成了一個僵化和集中的組織體系；企業和農場組織中缺少現代官僚制精神，即組織中缺少分工與權力制衡。在組織中，權力的分佈不是網絡化的，而是單線垂直的；權力在任何組織中的分佈由於缺少法治背景與精神，都將是隨意性的，不穩定的、制度化水平低。各個下級組織只有職能分工，卻無穩定的職權分工；最後，政黨的權力尤其是黨的領導人權力超越于組織權力，可以隨時干預組織內部權力分配問題。

    如此，蘇共的組織結構並不能滿足現代官僚制所要求的基本條件，只是擁有集權式的科層結構。這樣的組織結構容易形成一種特殊的官僚主義，即集權式的官僚政治與現代官僚主義的混合體。蘇聯式的官僚主義既有沙俄時期所表現出來的官場陋習，也有在“黨管一切”的體制下所發展出來的官僚主義，是一種傳統官僚陋習與現代官僚主義的綜合體，具體表現為幾個特點：

    一是大搞個人崇拜和造神運動的“迷信政治”。蘇共的一些領導人都搞政治迷信和個人崇拜，程度最為嚴重的是斯大林。1929年，為慶祝斯大林生日，蘇聯開始了空前的把斯大林神化的造神運動。此後，對斯大林個人迷信的氣氛很快遍及全國。斯大林變成了真理和黨的化身。斯大林講話成為一切工作的指針。在這種思想的長期灌輸下，蘇聯人民形成了把一切成就歸功於斯大林，一切希望寄託在斯大林身上的不正常心態。

    二是實行職務終身制的“老人政治”。幹部職務終身制使黨的領導人年齡極度老化。20世紀70年代中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平均年齡在70歲以上。老同志行動不方便，只能依靠秘書和寫作班子幫助工作。為了照顧老同志的身體，政治局開會時間越來越短，什麼問題都難以認真討論。斯大林任總書記時年齡45歲，以後各任總書記年齡越來越大。赫魯曉夫59歲，勃列日涅夫57歲，安德羅波夫68歲，契爾年科73歲。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都是年老、體弱、多病。尤其是安德羅波夫任總書記以後只工作了半年就病倒了。由於嚴重的腎病，他剩下的時間幾乎都是在病房工作，再有想法，也不可能有所作為。契爾年科繼任總書記以後，由於身體多病，基本上沒有主持過政治局會議。由於“老人政治”，蘇聯的後期基本上進入了一潭死水，死氣沉沉的政治局面，人們無可奈何地等待這種局面的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