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據媒體報道：美國證交會決定就標普公司違反證券法為抵押貸款公司作出錯誤評級一事提起訴訟。監管者認定：近年來美國房屋違約率的持續上升，部分責任正來自評級機構的“縱容”。

　　面對官方解釋，各媒體的懷疑之聲不絕於耳：這次懲罰更像是美國政府給“不聽話”的標普“一點顏色看看”。説到這裡，事件需要回放至今年8月：當時，標普公司宣佈下調美國債務評級，三大評級機構中其餘兩家卻並未跟風。這個淵源因此被認定是“起訴事件”的“始作俑者”。

　　“話説得不合心意”就得遭到懲罰，這一因果關係存在的可能性，令評級機構的獨立身份再次遭到質疑。

　　三大評級機構頭頂上的光環近年來曾多次面臨誠信危機。不久前，惠譽公司頻繁下調多個國家及地區的信用評級，就引來一片“喝倒彩”：在下調歐洲多國主權信用評級後，該機構稱可能在兩年內調降中國信用評級。

　　一個信用評級竟值得各國之間“大動干戈”，這其實不難理解。

　　在對公信力有極高依存度的資本市場，信用評級的高低將直接決定一個機構或者國家的資金能力。隨著金融市場的快速發展，廣大投資者迫切需要了解債務人的實際情況，並以此標準優化投資選擇，實現投資安全性，取得更加可靠的收益。國家主權信用評級，實質上就是評級機構對一國政府作為債務人履行償債責任的信用意願與信用能力的一種判斷。

　　從這個角度看，信用評級這一量化考核標準的存在，既有利於為投資者提供公正、客觀的信息，也可以成為管理者審查決策的依據。除此之外，信用等級在證明債券發行主體具有較強的還貸能力同時，也為其提供了低成本籌集資金的前提。

　　説得更直白一點，面對信用評級低的國家或者機構，投資者會承受更大風險。這也就意味著，評級降低或將直接導致債務人的融資困難，融資困難將使其資金狀況更加惡化，評級或將更低。

　　也是基於這一現實，由美國出資控制的信用評級機構作出的信用評價才備受質疑。比如一些機構在近期提出的“可能在兩年內調降中國信用評級”的説法，多方意見就莫衷一是。這些評級機構是否在以犧牲中國的國家利益為代價，為重建歐美市場爭取資金回流？中國的經濟預期有那麼糟糕嗎？這個機構憑什麼拿出這樣一個評價，依據又是什麼？

　　作為信用等級評價體系的代言人，三大評級機構無疑應以公平、公正為原則。就目前形勢來看，人們似乎很難依靠這些過程並不透明的評價體系，決定自己的錢怎麼花。如果真的印證了媒體的懷疑：評得不好就被美國監管部門懲罰、“説到心坎上了”就是正確，建立在這樣價值體系上的評級機構立場就值得懷疑。這究竟是中立的第三方機構還是某些利益群體的代言人，我們也不得而知。法國經濟學家庫埃與雅克就曾撰文披露信用評級機構的內幕，文章稱評級機構成立以來，長期依賴被他們評級的企業或國家生存。

　　我們並不應戴著“有色眼鏡”評判美國三大評級機構，我們也曾選擇相信其公正的立場。但問題是，在多年的相互合作當中，評級機構確實並未給旁觀者提供足夠的信心。時至今日人們仍然難以忘記，當世界金融危機來臨時，這些原本應當充當經濟創傷“治愈者”的評級機構不知為何選擇了集體沉默。

　　金融領域需要量化的考核、評價體系，因為這個考核將直接決定“真金白銀”的走向，將帶來高額的回報和巨大的利益，甚至將決定一個國家和地區未來的發展態勢。但更重要的是，在國際市場這個“蹺蹺板”上，一方獨大的遊戲規則是無法進行下去的。作為利益格局中不同的利益方，即使沒有絕對的公平，至少也需要建立相對平等的話語權和透明的評價標準。

　　那個你説什麼就是什麼的時代早就過去了。無論是“黑名單”還是“紅名單”，那些評級機構，都請拿出足夠的誠意讓人們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