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1歲的索馬裏小男孩伊德曼坐在媽媽的大腿上。伊德曼身患瘧疾，而且嚴重營養不良，但家人沒有錢給他買藥治病。

李國橋認為抗瘧的關鍵在於消滅傳染源和服用復方青蒿素。

　　6月13日，在科特迪瓦經濟首都阿比讓班熱維爾區難民點，患有瘧疾但得不到治療的孩子站在帳篷門口。

　　世衛組織提倡以青蒿素為基礎的中藥療法 但要獲得國際認可需5至10年的努力

　　一種由蚊子傳播、可防可治的疾病，卻在折磨人類幾千年後的今天，仍然困擾著地球上過半數的人口，甚至奪走人類的生命。直到近日，廣大非洲貧困瘧疾患者，似乎看到了希望。9月12日，世界衛生組織（WHO）傳來可喜的消息：如果防治得當，且投資力度不減，到2015年，瘧疾的致死率有望接近於零。而2003年以來，全球用於防治瘧疾的資金增長了15倍。同一天，中國科學家屠呦呦獲得了2011年國際生物醫學大獎“拉斯克獎”中的臨床醫學獎，理由是“發現有效治療瘧疾的藥物青蒿素”。

　　有了有效的藥物和充足的資金，人類攻克瘧疾的戰爭理應勝利在望。然而，這場打了幾千年的戰役説明，要想徹底根除瘧疾，遠沒有如此簡單。歷史教訓表明，受到不同國家政治經濟利益的掣肘，一些抗瘧行動效果不盡如人意。正如國際著名瘧疾專家李國橋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所説，一種全新有效的抗瘧方法，想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和應用，需要經歷與多種利益相博弈的過程。

　　WHO早在2001年表示，最有希望治愈瘧疾的療法出現在中國。李國橋這位曾在非洲創造短期除瘧奇跡的七旬老人，正和他的團隊一起，用事實不斷向世人證明，中國人的方法和中藥可以迅速造福全人類。

　　專題文字：蔣林 陳周

　　本報訊 瘧疾，中國人俗稱“打擺子”，是一種很古老的疾病，遠在2000多年前的《黃帝內經素問》中即有《瘧論篇》和《刺論篇》等專篇論述瘧疾的病因、症狀和療法。在歐洲，早在公元前二三世紀，古羅馬作家的作品中也提及瘧疾這種週期性的疾病。從公元4世紀開始，此病成了古希臘的地方病，一直廣泛流傳。

　　直到1897年英國人羅斯才發現蚊蟲與傳播瘧疾的關係，瘧疾是一種由雌性瘧蚊所傳播的瘧原蟲所引起的疾病，主要存在於熱帶和亞熱帶地域，症狀包括有連續發冷、發燒、冒汗、頭痛、肌肉痛和疲倦。患瘧疾最嚴重的後果是影響中央神經系統，患者會有神志不清、抽筋、血液和腎臟問題，甚至可于24小時內死亡。

　　全球過半人口受威脅

　　目前，全球有過半數的人口受到瘧疾的威脅。瘧疾廣泛流行於世界各地，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目前仍有92個國家和地區處於高度和中度流行，每年發病人數為1.5億，死於瘧疾者逾200萬人。據統計，僅2009年全球便有80萬人死於瘧疾，其中兒童和孕婦是瘧疾的高危人群。

　　瘧疾仍然是當今人類的最大殺手之一，在衛生條件相對較差的非洲更是主要的致命疾病之一。全球90%的瘧疾致死人口來自非洲。WHO的統計數據顯示，在非洲所有兒童死亡個案中，有五分之一（20%）是由瘧疾造成的。據估計，非洲兒童每年平均罹患瘧疾1.6至5.4次。在非洲，最嚴重時每30秒就有一名兒童死於瘧疾。

　　瘧疾每年給非洲各國造成約120多億美元的損失，瘧疾也是致非洲經濟一直陷於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國“零瘧疾”任重道遠

　　儘管在現今中國，瘧疾聽起來有些陌生而遙遠，但中國也難以在2020年之前履行“零瘧疾”的承諾。

　　瘧疾曾是嚴重危害我國人民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影響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蟲媒傳染病。經過多年積極防治，我國瘧疾疫情顯著下降，發病人數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每年300萬例下降至2010年的7433例。

　　目前我國的瘧疾病例主要來自海外而非大陸本土。近年來，由於外出務工、經商、旅遊等人口流動頻繁，輸入性瘧疾病例呈上升趨勢，惡性瘧疾死亡病例明顯增多。每年約有2萬人攜帶瘧疾穿越中國內地。

　　防瘧挑戰

　　瘧原蟲抗藥性增強

　　本報訊 目前，以青蒿素為基礎的聯合化療（簡稱“ACT療法”）是世界衛生組織提倡的有效療法。不過，瘧原蟲對藥物的耐藥性卻不容忽視。WHO瘧疾治療部主任阿瑞塔古琦曾説：“如果我們失去青蒿素，那我們對瘧疾就沒有有效的治療手段了。反過來，如果我們一味依賴純青蒿素藥物則加快了瘧原蟲對這類藥物産生抗藥性。因而，專家建議採用復方青蒿素來對付瘧疾，那樣瘧原蟲産生耐藥性的機會就會大大減少。”

　　人類曾經有過被瘧原蟲打敗的慘痛教訓。曾經流行一時的抗瘧藥氯喹現在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區已經失效。磺胺多辛-乙胺嘧啶自1977年進入泰國後曾被廣泛應用，但5年內其療效大幅下降了90%。而抗瘧藥阿托伐醌自1997年上市後，僅僅只過了1年瘧原蟲就産生了耐藥性。

　　十年抗瘧疾之路

　　世衛與各國博弈

　　本報訊 世界衛生組織曾承認，之所以瘧疾仍為人類殺手之一，在非洲地區廣泛傳播，與之前的一些國際抗瘧行動未能善始善終有關。上世紀50、60年代，發達國家的政治利益考慮與缺乏資源貢獻意願成為WHO自主行動的長期掣肘因素。

　　自1998年開始, WHO利用構建公私伙伴關係的形式在組織外部尋求支持，克服了國家間合作模式的缺陷，實現了自主性的擴展。近10年來的抗瘧成果頗豐，與此有著密切的聯絡。

　　1998年前

　　政治壓力

　　鉗制世衛

　　WHO成立後, 就將應對瘧疾作為優先事項之一。1955年以WHO的名義各國發起了“根除瘧疾運動”，事後卻被證明是以政治壓力鉗制國際組織的決策産物。

　　美國模式可行性低

　　“根除瘧疾運動”的關鍵人物之一是美國流行病學家與公共衛生管理專家弗雷德索帕，他憑藉當地政府的全力支持，大量的物資、人員投入以及高度軍事化的管理方式，在多個國家取得滅蚊除瘧的成功。

　　然而, WHO 專家組連續三年的評估報告都指出, 這一模式可行性低且成本不菲, 尤其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缺乏訓練有素的殺蟲劑噴灑員, 還讓人擔憂DDT（滴滴涕）可能造成的環境問題。

　　儘管如此, 美國政府與一些衛生專家們依然不斷遊説, 向WHO 施加壓力，要求它以發達國家的經驗為範本。當時在美國國內流行的看法是，世界範圍內根除瘧疾將有助於刺激經濟增長, 為它的製造業和技術創造海外市場。儘管美國同意捐贈和貸款共4.07億美元, 卻將資金的使用權留在自己手中。

　　正如WHO一開始預計的，根除瘧疾運動啟動不久後就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更重要的是, 1963年, 美國提供的資金已經告罄, 與預想相去甚遠的防控成果讓美國等國失去了興趣。1969年, WHO 無奈地公開承認根除計劃失敗, 宣佈從這一項目中抽身。

　　此後的二十餘年, 應對瘧疾流行作為一項獨立的議題從WHO 衛生治理的議程中消失了, 這主要是因為發達國家較好地解決了本國的瘧疾流行問題, 於是冷漠對待發展中國家的狀況。直到1992年, 在非洲國家的強烈要求下, WHO 才在阿姆斯特丹部長級會議上通過了一項新的瘧疾控制計劃。

　　1998年後

　　夥伴關係有助防瘧

　　1998年, 挪威前首相布倫特蘭博士就任WHO總幹事。在內部尋求支持失敗、組織缺乏必要資源以自主開展治理活動的背景下, 以總幹事為代表的WHO秘書處開始利用制度賦予的權力, 積極向外尋求構建治理聯盟。

　　世衛自主性增加

　　首先，與成員國建立“遏制瘧疾夥伴關係”，從而成功地提升了各國對瘧疾問題的關注。通過這一安排, WHO開創了與成員國之間的新關係。一改以往“輸血式”的援助方針，WHO要求瘧疾流行國家在接受援助項目之前簽署一份聲明，表明對項目的政治支持並承諾投入資源。許多國家簽署了這樣的承諾。另外, 在這一夥伴關係中的“溝通與倡議小組”的呼籲下，非洲國家于2000年第一次召開了以公共衛生問題為主題的首腦峰會, 並簽署了支持抗瘧計劃的《阿布賈宣言》。此後不久, 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 宣佈2001年-2010年為“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減少瘧疾10年”。

　　其次，在夥伴關係啟動後的一段時間內, 在世界範圍內也大幅增加了用於瘧疾控制的資金，尤其是非國家行為體對資金和人員的貢獻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WHO本身資源的不足。分析人士認為，全球瘧疾防治取得的重大成果主要歸因於世界各國對抗擊瘧疾的醫療援助和捐款的增加。2003年以來，全球用於防治瘧疾的資金增長了15倍，由2003年的1億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15億美元。

　　WHO 通過夥伴關係擴展了自主性。在議程設定上, 它不再是簡單地回應甚至是屈從於成員國的要求, 而是獨立地發起倡議, 並在應對瘧疾流行的一些重要問題上， 通過各種手段成功影響了成員國的看法。此外，通過締結夥伴關係、構建治理聯盟的做法, WHO極大地增加了可供利用的政治和物質資源, 主動推進了這一全球性問題的解決。

　　瘧疾：困擾黑非洲之痛

　　本報訊 全球90%的瘧疾致死人口來自非洲，80%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簡稱“黑非洲”）。這一地區的醫療衛生發展狀況之所以落後，有著深刻的歷史和現實因素。

　　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被認為是世界上最不發達的地區之一。大多數國家經濟結構上多以採礦為主，製造業落後，主要出口礦産或農産原料等初級産品，在國際貿易中處於不利地位。

　　進入新世紀，全球化似乎也不青睞黑非洲。受西方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提高貸款利率乃至轉嫁經濟危機的猛烈衝擊，加上其自然災害頻繁和經濟政策的失誤，黑非洲經濟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急劇惡化，陷入嚴重的貧困之中。連年經濟的負增長，使得黑非洲許多國家無力在醫療衛生上有所作為。

　　需要指出的是，在全球化進程中，跨國公司對黑非洲地區的投資，儘管也為資本輸入國帶來了一些利益，但其投資的重點仍然是那些産業水平相對落後、能源消耗大而污染度高的産業。這就使黑非洲地區某些國家生態環境遭到進一步破壞，人與自然環境的矛盾越發激烈，流行病和瘟疫更容易發生。

　　此外，長期以來, 由於人口增長過快、自然災害頻繁以及戰爭和其他因素的影響，黑非洲農業發展緩慢，人均每天食物的能量供給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2%，比發達國家低40%, 在最落後的一些國家中, 25%~30%的居民每年的大部分時間都處於饑餓和缺乏營養的狀態。這使得黑非洲人口的健康大大受損。大量身為病弱之軀的人口的存在, 使得當地人在任何疾病面前都脆弱得不堪一擊。

　　由於醫療衛生條件的惡劣而引起的人口健康素質問題也是影響撒哈拉以南非洲經濟發展的不可低估的因素。有關資料顯示, 其人均醫護人員佔有量全球最低, 每一醫生負擔的人口高達23850人，而東亞和拉美僅為其這一指標的1/10 和1/20。許多國家在獨立前衛生保健幾乎是一片空白，而僅有的醫療設施骯髒、擁擠，讓各種傳染病流行,人口死亡率相當高。

　　近年來，非洲整體醫療衛生狀況有所改善，但仍大大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很多時候都要依賴國際援助。例如，治療瘧疾的費用對於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絕大多數居民來説都是難以承受的，只有肯尼亞政府有能力提供補貼使藥價能夠被接受，其餘國家的病患只能聽天由命。

　　國際著名瘧疾專家、廣州中醫藥大學教授李國橋：

　　“人類抗瘧需要一場革命”

　　本報訊（記者蔣林 通訊員簡福愛）2015年，人類真的能達到瘧疾的致死率接近於零嗎？人類徹底消滅瘧疾需要多長時間？國際著名瘧疾專家、廣州中醫藥大學教授李國橋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説，如果不改變當前以控制蚊媒（以蚊子為傳播媒介）為主的防瘧方法，是不可能在4年內實現全球瘧疾零死亡的。他認為，用消滅傳染源和服用復方青蒿素的方法能快速降低瘧疾傳播速度和範圍，從而根除瘧疾。而這一方法的推廣，要獲得國際認可仍需要年青一代5年~10年的努力。

　　中國防瘧工作

　　不亞於“兩彈一星”

　　李國橋是青蒿素發明獲獎人之一、多個青蒿素復方的發明人，是廣州中醫藥大學青蒿研究中心主任。據他回憶，2004年他在柬埔寨的抗瘧經歷説明，控制蚊媒的效果不理想，在一些蚊媒流行區，許多蚊種棲息在野外，並不存留在房間內，用藥物殺不到，很難對其進行控制。再拿海南島的例子來説，從1956年到1988年，瘧疾發病率平均每年只下降9%，到了23年後的今天，瘧疾仍沒有徹底消滅，説明傳統的辦法不是最好的辦法。“而我們團隊在2006年-2007年的實踐已經表明，當防瘧手段轉為控制傳染源時，3個月內就可以把發病率控制得很低，一個地區一年之內就可以消滅瘧疾。”

　　李國橋認為，中國的除瘧工作堪稱世界一流。在瘧疾的抗爭史當中，中國一再地創造著讓國際社會覺得不可思議的奇跡。20世紀60年代初，由於引發瘧疾的瘧原蟲産生抗藥性，全球瘧疾疫情難以控制。此時，受到同樣問題困擾的越南求助於中國。1967年，毛主席和周總理下令，集中全國科技力量，聯合研發抗瘧新藥，啟動日期是5月23日，項目代號為“五二三”，全國60多個單位的500多名科研人員踏上了研發抗瘧新藥的征程。有人後來評價説，防瘧研究的投入不亞於“兩彈一星”工程。

　　西方為己私利

　　阻礙中國藥方

　　然而，李國橋透露，目前中國在國際上缺少話語權，是研究成果難以推廣的重要原因之一。西方一些佔主導地位的發達國家出於政治經濟利益的考慮，不甘心讓中國稱“第一”，同時也為了保護本國的抗瘧藥市場，千方百計地以各種藉口反對中國的除瘧主張。這是青蒿素的推廣推遲20年的原因所在。這也是他在除瘧工作中遇到的最大挑戰。

　　“這種阻力恰恰成了我們奮鬥的動力，我們打算用西方某些人認為‘不行’的辦法，繼續在一些瘧疾高發地區進行試點，讓過去花30年取得的除瘧效果縮短為3個月。”李國橋説。

　　早診斷早治療

　　切斷傳染源

　　談到資金的使用，李國橋説，復方青蒿素成本低廉，只用1美元多就可以治好瘧疾。由於得了瘧疾幾天后才開始傳播，因此關鍵是做到早診斷早治療，第一時間切斷傳染源，而這恰恰是貧困地區難以做到的。因此，如果目前除瘧的資金能投入到免費診斷、免費治療，遠比發放蚊帳等其他措施節約資金，從而讓有限的資金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3個月除瘧95%創奇跡

　　2007年11月，一項由李國橋教授領導的援助非洲科摩羅抗擊瘧疾的項目，在當地的莫埃利島悄然展開。項目實施3個月後，莫埃利島上瘧疾的發病率和人群帶蟲率就下降95%，1年來再無瘧疾死亡病例。這創造了全球抗瘧史上從沒有過的高速度，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1999年，李國橋和同事們研製出的CV8被越南列為國家一線抗瘧用藥。2004年他在柬埔寨的高度瘧疾流行區啟動項目試點，人群帶蟲率在1年內下降了95%，無一人死於瘧疾。柬埔寨王國政府于2006年授予他“莫尼沙拉潘”金質勳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