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竊聽醜聞看西方新聞觀的虛偽本質”座談會發言摘編

　　竊聽折射西方媒體制度困境

　　呂岩松

　　1999年我駐南聯盟大使館遭北約轟炸後，很多西方記者第一時間聚集在使館大門口採訪，他們問我夫人的感受，我夫人只説了兩個英文單詞，“北約、滅絕人性”。瞬間，照相機的閃光燈、攝像機的照明燈全都熄滅了，這些西方記者掉頭就走。這一刻，我再次感受了西方國家所謂的新聞自由。

　　《世界新聞報》竊聽醜聞是一個典型的案例。透過它，我們看到西方傳媒、西方社會所面臨的濫用自由困境、倫理道德困境、隱私權保護的法律困境以及體制弊端、民主制度困境。

　　長期以來，西方媒體與政府之間關係錯綜複雜。媒體集團特別是跨國傳媒巨頭還與政界、商界形成強大的利益集團。為擴大影響，鞏固地位，政界人物拉攏甚至取悅媒體；為獲取媒體輿論支持，相關職能部門對媒體的不當之舉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為追求商業利益最大化，媒體不惜採用竊聽、賄賂等非法途徑獲取內幕。西方民主體制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媒體綁架民意、民意脅迫政客、政客勾結媒體”這個難以解脫的惡性循環。

　　美國學者班尼特説：“所有的政治角色，從總統到議員，從利益集團到激進主義者，都統統將新聞看作他們走向政治的關鍵。”因竊聽醜聞而被捕的英國首相卡梅倫前新聞主管、《世界新聞報》前主編庫爾森，以其強大的媒體資源和人脈資源，就曾經在保守黨的選舉中發揮過重要作用。英國《每日快報》政治評論員彼德奧波恩評價説，“過去20多年，擺在每個英國政治家眼前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學會同默多克打交道，搞好關係”。這是對壟斷傳媒機制、變形民主體制的一個很形象的概括。

　　竊聽醜聞並非西方媒體罔顧社會責任、濫用新聞自由的偶發事件。它折射出西方媒體發展及民主體制遭遇的制度困境，也為我們提供了一部反面教材。它提示我們要進一步引導國內媒體健康發展，要加強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教育，正確認識新聞自由的內涵和外延；要加強對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教育，推動媒體自律，提升社會責任感。

　　新聞自由是一種權利，但它也必須承擔相應的義務。我們所講的新聞自由，是一種內含責任的自由，是一種被賦予政治使命的自由。新聞事業應該為國家的穩定發展、民族的團結富強而服務，新聞自由必須基於這樣的前提下來實現。

　　（作者為人民日報社國際部主任）

　　西方新聞理論和實踐相矛盾

　　馬勝榮

　　客觀、獨立地報道新聞事件應該是媒體展開新聞報道的理想目標，但真正實現是有條件的，要受到報道者所處的政治環境、教育背景以及個體報道者政治態度和經濟地位的影響。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境外和西方許多媒體和新聞院校推崇的主流新聞理論只強調新聞傳播的客觀公正性和媒體本身的獨立性，而不談實現“客觀、公正”傳播的條件。《世界新聞報》竊聽事件反映出西方新聞理論和實踐之間的巨大矛盾。

　　1.無限誇大媒體的“公器”作用，否定媒體明顯的政治屬性。從西方媒體報道的情況看，《世界新聞報》同英國政界人物、警察等有著密切的聯絡。雖然這些聯絡達到什麼程度還有待調查，但是從《世界新聞報》的做法可以看出，它所宣稱的“獨立”立場是虛偽的。在美國CBS電視臺擔任過近30年記者和製片人的伯納德戈德堡在2002年出版的《偏見》一書中披露了這家電視臺許多不為人知的內容，如：為什麼美國大的電視網會在黃金時間漏報某條重大新聞？美國新聞機構政治上的考慮是如何壓倒事實本身的？為什麼美國的大媒體把一些人的激情演講稱之為自由演講，而把另一些人的同類演講稱之為煽動恐怖主義？

　　2.代表公眾利益還是追逐自己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世界新聞報》的竊聽醜聞充分表明其追逐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在這種利益驅動下，所謂的“客觀、公正”和“獨立”只是一種空洞的標榜。

　　3.以捍衛“自由”為名，濫用“新聞自由”。境外和西方不少媒體常常以“自由”和“人權”衛士的面貌出現，《世界新聞報》的竊聽醜聞正體現了西方一些媒體對“新聞自由”的濫用。“新聞自由”不能成為侵犯他人尊嚴和隱私乃至他國和他國公民利益的保護傘。

　　客觀、公正地向公眾傳播新聞事件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重要內容。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物、世界、環境是不依賴於我們而存在的”，“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東西”，“除了運動的物以外，世界上什麼也沒有”。因此，新聞的本源應該是物質的東西，是人類在同自然界和社會鬥爭中所發生的事實，是客觀的實在。與此同時，新聞稿件又是思想的産物，必然帶有政治和文化色彩。

　　《世界新聞報》竊聽事件和由此揭露出來的問題反映出西方新聞機構和新聞院校所宣稱的新聞傳播“客觀、公正”的理念與實際操作之間的巨大距離。

　　（作者為新華社原副社長）

　　沒有邊界的“新聞自由”可恥

　　蘇 寧

　　號稱發行量最大的英語報紙之一、有著168年曆史的《世界新聞報》于2011年7月10日停刊，不是因為經營不善，不是因為網絡的競爭威脅，而是因為涉嫌竊聽罪行。

　　1.“偉大”小報的可恥。《世界新聞報》最後一期社論的上方印有“世界上最偉大的報紙，1843—2011”字樣。最後一期的封底，引用了喬治奧威爾1946年所寫《英式謀殺的沒落》。英國傳媒專家阿特余森將這篇文章解讀為對英國小報的批判。《世界新聞報》自稱“偉大”，卻一貫刻意迎合英國大眾對兇殺等暴力事件的瘋狂熱衷，並不斷推波助瀾，肆意侵犯公民的隱私。《世界新聞報》的竊聽行為，不僅公然違反英國報業的自律守則，而且明顯涉嫌違反法律和侵犯人權。它為了瘋狂追求刺激性新聞而突破法律和道德約束，最終走上窮途末路。由此可見，“偉大”是不能自封的，超越法律和道德的“新聞自由”是可恥的。

　　2.利益集團的附庸。《世界新聞報》的竊聽醜聞，暴露了西方國家一些新聞媒體已經成為某些利益集團的附庸，而不是西方所自我標榜的公眾利益代言人。默多克與英國政界過從甚密，他對英國前首相布朗和部分工黨議員施加影響，要求對《世界新聞報》2006年竊聽事件調查高抬貴手。工黨執政時期，默多克旗下發行量大的小報公開支持工黨，至工黨大勢已去，即轉向保守黨。在英國，新聞業、政界、警界之間的利益交叉非常繁複，財團、政治利益集團、警察部門等利益集團對一些新聞機構明裏暗裏進行操控，使其本質上成為一種附庸，根本沒有所謂的客觀、公正，更沒有獨立的價值觀。《世界新聞報》竊聽事件充分説明，很多西方媒體的價值觀實際上就是逐利，自由和人權，不過是用來獲得銷售額的虛偽標簽。

　　3.必須合法地獲取新聞。《世界新聞報》竊聽醜聞説明對所謂獨家新聞不擇手段的追求，一旦觸犯法律底線，註定為法治社會和倫理標準所不容。對照這起事件，我們更加認識到媒體公信力與影響力、傳播力的重要性。公信力是基石，不僅來自準確、權威的事實報道，也來自對法律的遵從和對道德的恪守。在合法地獲取新聞方面，必需對新聞媒體及從業人員進行正確的行為指導、加強內部監督和社會監督，才能確保新聞事業的健康良好發展。

　　（作者為京華時報總編輯助理）

　　從“竊聽醜聞”所想到的

　　張延平

　　最近發生的《世界新聞報》“竊聽醜聞”，不僅使我們清楚地認識到西方媒體所謂尊重人權的虛偽，也警醒我們在媒體市場化的大潮中要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指導新聞實踐。

　　一直以來，西方媒體強調“尊重人權”、“尊重個人隱私”，還對其他國家的人權狀況指手畫腳。而“竊聽醜聞”極大諷刺了西方媒體所謂的“人權”和“自由”，他們不僅違背了新聞倫理，衝破了社會公認的道德底線，更是侵犯了人類基本人權中的隱私權，暴露了西方媒體新聞觀的自相矛盾。

　　《世界新聞報》採取竊聽方式獲取新聞，不是近年來才有的事情，他們的“皇室記者”乃至副總編輯都曾因涉案竊聽而被捕。甚至有消息稱，英國大部分媒體都雇傭了私家偵探，通過竊聽獲取新聞。

　　為什麼西方媒體記者會冒著踐踏道德底線和觸犯法律的巨大風險，去做那些無法面對公眾的事情呢？原因是背後的經濟利益。

　　《世界新聞報》依靠記者提供的“獨家新聞”，吸引英國中下層讀者的眼球，進而獲得可觀的收入。而新聞競爭的白熱化，使“獨家新聞”的獲取越來越難，於是記者就不擇手段、甚至採取非法手段“挖”新聞。而西方媒體的管理者出於經濟利益的考慮，不僅採取默認的態度，還會給予這些記者豐厚的回報。

　　媒體的影響力加大之後，獲得最大利益的還是媒體的老闆。因為，媒體對受眾的導向，會成為政黨選舉的工具，政黨的領袖們就會通過各種方式接近媒體的領導者，其背後往往有更大的利益交換。那些與媒體關係曖昧的政府官員，自然成為媒體的保護傘。

　　“竊聽醜聞”也為我們中國的媒體敲響了警鐘。尤其是那些活躍在各個城市的都市報，在市場化發展中如何避免“片面追求轟動效應”、“片面追求利潤”而迷失辦報方向、喪失新聞理想的問題，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

　　這些年來，中國媒體在一些采編手段、經營方式和管理辦法上，正逐步與國際接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時刻牢記媒體是黨的輿論陣地的特殊屬性，堅守我們應承擔的輿論引導的社會責任，尤其要加強編輯記者隊伍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職業精神職業道德的教育。

　　我想，這也是中宣部、國家新聞出版總署、中國記協這些年來不斷推進新聞戰線“三項學習教育”活動的重要性之所在。

　　（作者為北京青年報社社長）

　　把新聞工作優良傳統傳承下去

　　葛 蘭

　　我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一位老播音員，先後在新聞事業的道路上走過了60年。自1951年開始從事播音工作近半個世紀，1999年應中華女子學校邀請，協助藝術系開辦了播音主持專業，至今已培養了數百名播音主持人才。今年我78歲了，本想自己年事已高應該休息了。今年1月24日春節前夕，李長春同志和劉雲山同志到我家看望我，知道我還在搞培養廣電事業接班人的工作，長春同志要求我為培養優秀的接班人再做貢獻。我會儘自己最大的努力，在新聞播音教學崗位上盡一份老新聞工作者的責任，為黨的新聞事業培養出更多優秀播音員主持人貢獻自己的力量。

　　對《世界新聞報》的竊聽醜聞，我從一些媒體報道中了解到一些情況。一個13歲的女孩被綁架殺害後，她的電話語音信箱被竊聽，部分信息被刪除，使得她的父母一直誤以為女兒還活著，警方失去調查的目標，據媒體報道，還有更多的人發現自己的電話被竊聽，而且這種行為長期存在而無人去管。這一事件以及這一事件背後醜聞，暴露出西方國家一貫標榜和自我吹噓的新聞客觀公正和尊重人權是多麼不堪一擊。作為一名從事一輩子新聞工作的老廣播來説，我對這種行為十分鄙視，這是不道德的行為，是違法行為，不是一個有良知和正義感的新聞媒體和新聞工作者的行為，應該受到全世界輿論的譴責和批判。

　　上世紀50年代，我參加新聞工作時，交流信息不暢，主要是通過廣播將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將國家大事傳達到基層。我們以一絲不茍的精神、一字不錯地如實報道。新聞要用事實説話，要反對説大話、説不切合實際的話。這方面，在大躍進時期和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也有許多深刻教訓。正因為如此，新聞工作要對黨負責、對國家負責、對人民負責，新聞要真實，要客觀公正，新聞工作者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堅持“三貼近”，要有高尚的職業情操和職業道德。而新聞工作的公信力與黨和政府的公信力是緊密聯絡在一起的，任何違反職業精神職業道德的行為都會受到社會和業內的譴責。

　　現在社會上很浮躁，也影響了一些新聞從業人員，為了獵奇和媒體的經濟利益，刊登一些虛假不實、低俗的報道，這些與新聞媒體的社會責任相去甚遠。《世界新聞報》的竊聽醜聞應該引起我們的警惕，加強對青年新聞工作者的教育非常重要，老一代新聞工作者應該承擔起這樣的責任，把新聞工作的優良傳統傳承下去，發揚光大。

　　（作者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原播音員）

　　揭穿西方“新聞自由”的畫皮

　　汪嘉波

　　作為一名多年從事國際新聞報道並有多年駐外工作經歷的記者，我與西方媒體打交道的種种經歷足以證明西方新聞觀在實踐中表現出來的虛偽、醜陋和卑鄙。

　　在外高加索工作期間經歷過的一件小事至今讓我記憶猶新。當地一家小報用整版發了一篇惡毒攻擊中國的文章。大意是説，東歐變色了，蘇聯解體了，下次該輪到中國了。我從相識的該報記者那裏了解到，文章作者從未去過中國，也從未研究過中國問題。文章引用的所有材料都是西方記者在西方報紙雜誌上發表的東西，而唆使小報發表這篇反華長文的竟然是一家名聲顯赫的西方媒體。據知情人透露，該小報與這家西方媒體之間是“合作關係”，每發表一篇這樣的文字，報社就會得到一筆外匯收入。儘管外高加索三國在法律上禁止外國資本控股當地媒體，但西方傳媒大亨仍然要利用各種方式來收買和左右當地傳媒，以便影響和操縱當地政局。在西方政客眼裏，媒體從來都是政治工具，而當媒體成長為跨國集團時，這個“好用極了的政治工具”就成了可以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呼風喚雨的“高能量利器”。

　　西方媒體淪為政治工具的本質已經暴露無遺。而一段時間以來，我們一些媒體人還盲目推崇西方的新聞自由。發生在英國的“竊聽門”醜聞再次告訴我們，西方新聞觀所鼓吹的客觀、公正、獨立是多麼虛偽。

　　對我們來説，“竊聽門”是生動的一課。恰是在報道“竊聽門”醜聞的過程中，我們中國的記者編輯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立場觀點，對英國媒體醜聞提出尖銳的質疑：西方“民主制度”怎麼可以允許新聞機構只追逐商業利益？怎麼可以允許大眾傳媒工具轉變成壟斷性質的“媒體帝國”？“竊聽門”亂象的源頭在哪？到底是誰給“竊聽門”醜劇的發生提供了適宜的土壤？又是誰讓媒體成了政客和商人們爭權奪利的工具？

　　“竊聽門”讓我們有機會觀察西方大眾傳媒的生存狀況，有機會與西方眾多有良知的媒體人及其它行業的知識分子一起，撕下西方“新聞公正”的遮羞布，揭穿西方“新聞自由”的畫皮。當傳媒機構的商業利益變得至高無上，當大眾傳媒成了利益集團的贏利工具，當傳媒大亨與政府高官緊緊擁抱，媒體哪會有獨立精神、自由意志，記者哪會講客觀、公正、道德和法律？

　　（作者為光明日報社國際部高級編輯）

　　“竊聽醜聞”暴露西方傳媒本質

　　海 霞

　　新聞集團旗下英國小報《世界新聞報》近來一系列的竊聽醜聞，不僅撕碎了西方傳媒的華麗外衣，讓人們看清了西方某些媒體的沉淪、虛偽和職業道德的缺失，媒體的道德責任和職業倫理受到拷問。

　　竊聽醜聞充分暴露出西方媒體逐利的本質。應該認識到：竊聽醜聞源於西方媒體內的利益和競爭驅動，為了擴大發行，增加影響力，而不惜打破職業倫理和社會道德底線，觸犯法律。在西方既有的市場體制和新聞體制下，媒體的逐利性導致其新聞報道根本不可能做到一直標榜的“純粹、獨立和客觀公正”，實現自我約束非常困難。

　　竊聽醜聞是對西方“自由”、“人權”理念的巨大諷刺。任何“新聞自由”都必須在法律和倫理的框架下運行，在保障新聞媒體採訪和信息及時公開的同時，決不能侵犯公民的隱私權。在這起竊聽事件中，一些西方媒體以知情權為藉口，打著“新聞自由”的幌子，公然大肆侵犯公眾的隱私權，據一些英國議員的説法，“截至7月22日，有1.28萬人可能受到影響，而潛在受害者人數還在繼續增加”。

　　竊聽醜聞也曝光了西方一些媒體和政府之間的“曖昧”關係。西方媒體號稱是“獨立於政府的力量”，但實際上它們與西方國家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往往成為政府“隱性宣傳”的工具。為了雙方的商業和政治利益，一向宣稱“民主、人權”的某些國家的政府，沒有盡責地保護公民權利不受侵犯，反而容忍這樣的事情在自己眼皮底下不斷發生。

　　醜聞迭出導致公眾對西方媒體的信任危機愈演愈烈。根據蓋洛普公司今年6月公佈的民調結果，目前只有不到三成美國人表示對媒體“非常有信心”。英國報刊業主要靠行業自律，由行業發起並出資的新聞投訴委員會進行鬆散管理。然而，這一系列竊聽醜聞已讓人們對西方自我約束性的媒體管理體制提出強烈質疑。

　　發生在英國的這起竊聽醜聞，給我們敲響了警鐘。我們要從中吸取教訓，引以為戒。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堅持社會效益優先，堅守新聞工作倫理道德底線，按照胡錦濤總書記“高舉旗幟，圍繞大局，服務人民，改革創新”的總要求，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責任意識、陣地意識，加強媒體自律和職業道德，進一步強化社會責任和專業精神。

　　（作者為中央電視臺新聞中心播音員）

　　“竊聽醜聞”引發的多重反思

　　尹韻公

　　竊聽醜聞已暴露半個多月了，而且越鬧越大，越來越戲劇化。這促使人們對西方傳媒的認識不斷深入，在比較中深刻反思。

　　反思之一：傳媒政策與國情緊密相連。默多克在傳媒領域打拼多年，轉戰多國。為何栽倒英倫？默多克是澳大利亞人，靠辦報起家，而澳大利亞的國家傳媒政策限制了默多克的雄心。按照該國傳媒政策，任何個體只能選辦一種媒體，報紙、電視或電臺。為了實現既能辦報，又能辦電視電臺的夢想，默多克只好投奔美國。而英國傳媒政策比美、澳更寬鬆。現在看來，英國傳媒環境拓展了默多克的事業與輝煌，但終究也毀壞了默多克的事業與名聲。默多克在澳、美、英的傳媒經歷告訴我們：儘管澳、美、英三國的價值觀基礎相同，但在價值觀的政策顯現方面有所不同。這種差異與一定的國情緊密相連。任何國家有權利根據自己的國情和發展水平制定與之相適應的傳媒政策。任何脫離國情、脫離實際的傳媒政策，必定會造成傳媒失控和傳媒災難。

　　反思之二：新聞自由與責任緊密相連。竊聽醜聞引發的最多議論是如何詮釋新聞自由？作為現實操作和具體實施，新聞自由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媒體有不同的理解和表現。西方媒體的新聞自由通常是沒有邊界、隨性而為的。竊聽醜聞讓人們普遍認識到：揮霍新聞自由，濫用新聞自由，是對新聞自由的最大侮辱；而對新聞自由的最大尊重，則是加強、突出和強調社會責任意識。可以説，社會責任是新聞自由的必要成分。

　　反思之三：媒體不能助惡。我曾經問過一位來華訪問的英國傳播學者：為何《太陽報》、《世界新聞報》之類的“狗仔報”的發行量遠遠超過正統的《泰晤士報》呢？這位英國學者笑答：人都有俗的一面，英國“狗仔報”正是利用了這一人性弱點。不過，英國人對“狗仔報”的認可度不高，每遇重大事件，讀者一定要看正統媒體的報道。

　　最近十餘年來，西方傳媒業的殘酷競爭使得英國報業陷於惡性循環：為了商業利益，不惜低俗、庸俗和媚俗，在惡俗的泥淖中越陷越深；收穫的卻是公眾的信任危機。前些年，英國的一些調查機構曾評出三種最不受信任的職業，即政客、二手車促銷商和新聞記者。可見，竊聽醜聞的發生並非“一日之寒”。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新聞研究所所長）

　　虛偽的西方新聞觀

　　劉祖禹

　　新聞集團罔顧法律禁區和道德底線，以擴大、滿足公眾知情權為藉口，派出大量新聞偵探、“狗仔”隊採集新聞。這些新聞聳人聽聞、煽情蠱惑、吸引眼球。儘管他們也常常用社會責任感來包裝自己，但實際上早就拋諸腦後。這就是我們看到的喪失了最起碼的新聞道德和職業操守的西方新聞觀、西方的新聞自由觀，真是虛偽到了極點。

　　但是在新聞觀和新聞自由的問題上，西方卻從來都是以教師爺自居，不斷教訓、指責別人，尤其是指責中國。

　　在我們內部，在新聞業內外，對於西方以其新聞觀向我們的灌輸，以及對我們新聞觀的指責，也有著積極的呼應。去年網上傳播一封致人大常委會的信中就攻擊中國沒有新聞自由。對於這些西方新聞觀應聲蟲的呼聲和主張應該嚴肅對待。

　　默多克新聞集團曾經用盡力氣想鑽進中國新聞傳播行業，然而他們碰壁了。但是他們沒有死心，甚至取得了部分成功。1996年，鳳凰衛視就吸收了他們的鉅額入股。難道他們在中國市場會棄用竊聽手段嗎？今年第七期《中國記者》刊登了新聞集團大員、全球高級副總裁高群耀的一篇文章，提出在數字化的傳媒生態環境中，在內容為王還是終端體驗為王的辦刊方針下，要以“優質內容還是優質注意力贏得市場”的問題。他刻意引述了默多克的一句話：“沒有創新的內容，這些電子設備不過是昂貴的玩具”。竊聽門醜聞的曝光，使人們頓悟，所謂創新就是竊聽。文章還説，“優秀的新聞值得付費”。這才是真正的天機。

　　默多克的竊聽門事件是我們在進行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學中十分難得的反面教材之一。它對於我們的教益在於，在我們新聞隊伍內部切實地、大力地加強新聞自由和新聞的社會責任在原則上是一致的教育。人們將加深這樣一個認識：從來就沒有無限制的絕對的新聞自由，新聞自由終將受到相關法律規範以及社會責任的制約。按照新聞集團竊聽門製造者的新聞價值理念，他們的新聞只對老闆負責，對支撐新聞集團的壟斷資本集團負責，對代表這些集團利益的政黨負責。而我們是向全社會公眾負責，向人民群眾負責。在新聞業內，運用各種方式、手段加強社會責任意識的教育，對於發展、振興我國的新聞業，更好地培養、造就我們自己的新聞隊伍，取得廣大公眾的信任，至為迫切。

　　（作者為中宣部政策研究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