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戰爭綜述：戰略上失敗 但戰術上閃光(圖)

　　2010年8月21日,伊拉克納賈夫,在Wadi al Salam公墓(和平之谷),作為母親的Hassna Mirza坐在兒子無標記的墳墓前嚎啕大哭。CFP供圖

　　在歷時7年零5個月後，伊拉克戰爭終於結束了。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給人最突出的印象就是美軍的“虎頭蛇尾”。事實證明，美軍可以輕而易舉地摧毀一個政權，卻無法實現對一個民族的征服。

　　其實，美國人做事常有只顧眼前、不顧長遠的急功近利傾向。正因為如此，在美國的軍事理論界，長期存在著一種重技術和戰役戰術層面研究的傾向，認為戰略上的不足可以用技術的先進和戰役戰術的勝利去彌補。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種蘊涵實用主義色彩的思維方式具有一定程度的靈活多變特點，表現在戰術運用上，則沒有太多條條框框，一切從實際需要出發，只要能達成作戰目標、減少傷亡即可。

　　伊拉克戰爭的目的是“推翻薩達姆”、“解放伊拉克”。因此，戰爭一開始美軍就選擇了以直擊要害為主的空地一體“快速決定性作戰”

　　冷戰後，美軍發動的戰爭幾乎每次都採取不同的戰術方式。1991年的海灣戰爭，運用了“先空中打擊、後地面突擊、以空中打擊為主”的“非線式機動戰”；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運用了以空中打擊為主的“非對稱、非接觸”戰術；阿富汗戰爭，出現了全頻譜支援的特種作戰；伊拉克戰爭，又實踐了以直擊要害為主的空地一體“快速決定性作戰”，並極大地震動了世界軍事理論界。

　　實戰效果的出色，來源於軍事理論的先進。“快速決定性作戰”理論上承“戰略癱瘓論”的基本思想，下為軍種作戰構想提供框架和指導，是美軍作戰理論的核心。“快速決定性作戰”強調以效果為基礎，將作戰目的集中指向摧毀敵裝備、設施，解除敵武裝，而不再是消滅敵“有生力量”。因此，爭取“快速主導”，控製作戰進程和結局，不僅是美軍的主觀願望，而且變成了不以伊拉克意志為轉移的必然進程。

　　其實，這也是美軍從一開始就投入地面部隊的根本理由。在一場戰爭中使不使用陸軍，如何使用，關鍵取決於戰爭要達成的目的是什麼。既然美國將伊拉克戰爭的目的鎖定為“推翻薩達姆”、“解放伊拉克”，也就決定了美軍必然要使用地面部隊。

　　從理論思維的根源上分析，這種帶有“決定性會戰”色彩的戰術有其明顯的歷史傳承。從瑞士著名軍事理論家約米尼的“針對決定點進行決戰”到克勞塞維茨強調攻擊敵方作戰重心理論，包括德國古德里安裝甲戰的核心思想，都是集中優勢兵力兵器于主要方向，對敵實施突然進攻，擾亂並摧毀敵整個防禦體系，取得決定性勝利的重要體現。

　　近年來，美軍作戰理論雖多次修改、更新頻繁，但其核心思想並沒有太多變化，仍然是以投入決定性力量、實施決定性打擊、奪取決定性勝利為根本指導思想。這種決戰思想，可以説是美軍作戰理論的核心和靈魂。

　　戰爭初期，圍繞有效控制的“群島”式城市進攻戰術迅速達到了圍攻巴格達的目的。此後，美軍的城市進攻戰術靈活多變，打破了其不善城市戰的怪圈

　　“群島”戰術是美軍作戰新思想的體現。也就是説，如果把整個戰爭涉及的地面戰場看做是一片海洋，伊拉克的一個個城市就是其中的一個個島嶼。美軍的作戰目的並不是要攻打城市、佔領城市，地面戰的根本目標是巴格達，對於其他城市只要能夠有效控制就可以了。對此，美軍多采用“圍而不殲”的戰術，對重要城市進行控制而不是佔領。後來，這種“群島”戰術演化為許多具體的城市進攻戰術，在費盧傑一役中，美軍徹底打破了自越戰以來的城市作戰噩夢。

　　首先，全面偵察。及時準確的情報是城市作戰成敗的關鍵。在伊拉克戰爭的城市作戰中，美軍放棄了以往過分依賴偵察衛星和偵察飛機的做法，除了運用各種技術偵察裝備外，對伊臨時部隊提供的情報資料亦格外重視，力求通過多種手段，全面偵察反美武裝情況。

　　美軍一方面在作戰前就向城中派出特種作戰小分隊進行偵察，引導部隊突擊和圍剿；另一方面起用了伊軍充當嚮導並幫助美軍甄別敵人。正是依靠“土洋結合”的方法，美軍準確地掌握了反美武裝的一舉一動。

　　其次，化整為散。城市戰多為混戰，街道縱橫，建築物林立，戰鬥車輛只能沿街道機動，重裝備不易發揮作用，多數情況下，要與反美武裝進行逐巷逐樓的爭奪。加之城市作戰本身就不便於戰鬥車輛機動，人員必須下車。因此，在戰鬥中，美軍一般會集中8名至12名士兵的絕對優勢力量對付1名敵軍。在作戰編組上，美軍更強調“化整為散”。在保持整體絕對優勢的同時，以小分隊戰鬥的方式確保其兵力兵器發揮最大效果。

　　第三，火力主導。所謂火力主導，是指地面快速突擊和空中精確打擊密切配合，充分發揮火力作用。巷戰中，美軍有著嚴格的火力區分。這些火力分工明確，實施密度大，對敵方保持了有效的火力威懾。

　　在先期準備和外圍戰鬥中，美軍炮兵常通過火力準備和火力急襲的方法，先摧毀城區外圍目標。隨著美軍進入城區，炮兵火力則主要是支援下車步兵的機動。而空中火力則以戰術空軍及陸航攻擊直升機實施空中支援為主，主要摧毀已查明的重要目標，打擊臨時出現的目標。

　　最後，逐次逼近。在伊拉克戰場，美軍吸取了以前巷戰的諸多教訓，在戰鬥過程中並沒有急於全線壓上，而是非常重視“群島”戰術的細化運用，即先孤立後奪取，集中精銳擊敵要害。先以強有力的兵力突擊和火力封鎖控制進出城市的道路，奪取城市周圍的有利地形，孤立城市守敵，而後再層層深入，對城區發起攻擊。

　　在伊拉克，美軍越來越認識到“文化中心戰”的重要。依託此設計的反遊擊戰術大幅度地提高了美軍的軟性戰鬥力

　　在伊拉克戰爭實踐中，無論是美軍的基層指揮官還是高層的軍事專家人員都發現，在面對大規模戰爭結束後的“非正規”戰鬥中，了解敵方的作戰動機、戰術意圖和文化背景，要比單純應用精確制導武器、無人機等高科技含量的武器技術系統有效得多。美國自己更意識到，許多高科技武器面對山區和城市中的遊擊戰並不奏效，經濟上也非常不划算。

　　特別是在陷入“遊擊泥潭”之後，美軍才開始改變習慣於用技術手段解決戰爭問題的思維方法，提出和開展“文化中心戰”，並採取啟動“國家安全語言”計劃、從文化層面轉型情報機構、提高軍人學習和思考能力等措施。

　　在2007年美國陸軍協會會議上，國防部長蓋茨提出新的陸軍改革方向，認為陸軍應該更注重訓練外國軍隊，掌握更多外國語言和習俗，重視“文化”在戰爭中的作用，進一步提出了“文化中心戰”理論。

　　一般來講，軍事作戰能力分硬性戰鬥力和軟性戰鬥力。前者主要指武器裝備的技術先進性；後者包括軍人精神品質，部隊士氣，對作戰地域的文化、宗教、民族等知識的了解和把握能力。

　　在現代戰爭中，以文化等為要件的軟性戰鬥力對戰場勝負的影響作用越來越大。因為，人類的暴力行為雖然繼承了動物社會的許多本質和特徵，但它畢竟是伴隨著人類文明的進程一路走來，並不斷強化自身的存在和影響。

　　所以，人類戰爭中亦有相當部分內容屬於文化的範疇。就此意義而言，文化對戰爭的勝負有著重要作用，有時甚至是決定性影響的現象也就不足為怪了。這也是當初靠軍事技術優勢“打下”伊拉克的美軍，後來不能再單靠坦克和機槍去對付反美武裝以及無法有效應對伊拉克遊擊戰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這種情況下，圍繞“文化中心戰”設計的反遊擊戰術，更多的是著眼解決戰爭中的文化問題，有時它甚至比“火力殺傷”更有威力。隨著文化感知能力的提高，美軍在伊拉克戰爭後期一定程度上也算打破了尷尬的文化窘境，開始更加適應陌生的、充滿不確定性的文化環境，也使反遊擊戰的效率大幅度提高。

　　以“混合戰爭”理論為指導的非正規作戰戰術，使美軍實現了從履行一般任務向“多任務”部隊的轉變

　　打一場仗，進步一次；在戰爭中學習戰爭，都是美國軍隊的可貴品質。以“混合戰爭”理論為指導的非正規作戰的誕生就是典型例證。

　　混合戰爭是在同一戰場空間，所有參戰部隊同時進行多種作戰樣式的一種戰爭形態。“混合”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作戰力量高度一體化，包括“物質和心理、戰鬥與非戰鬥力量”；二是作戰樣式高度融合，包括傳統戰爭、非正規戰、反恐怖襲擊和反武裝暴亂等各種作戰樣式。目前，美軍已在2010年版《四年防務審查報告》中，將該理論正式作為應對多元化安全威脅的戰略指導。

　　“混合戰爭”理論的提出，以及非正規作戰地位的提升無疑不與伊拉克戰爭息息相關。在提出和發展“混合戰爭”理論的同時，美軍越來越重視非正規戰，將非正規戰置於與常規戰同等重要的地位。正如美國國防部長蓋茨所説的那樣，“為真正取得克勞塞維茨所定義的勝利——即達成政治目標，美國需要一支具備兩種相配能力的軍隊，既能踢翻大門，又能隨後清理混亂甚至重建房屋。”

　　可以説，蓋茨的這種比喻非常貼切準確。正是伊拉克戰爭的實踐使美國認識到，未來軍隊的力量建設不但要強化“踢翻大門的打擊性力量”，更要積極籌劃“重建房屋的建設性力量”。從某種意義上講，使用“建設性力量”更為重要。

　　在作戰能力建設方面，美國國防部2009年1月出臺的首份《四年任務使命審查報告》第一次將非正規作戰納入美軍6個核心任務之中。這六大任務分別是：國土防禦和民事支援行動；威懾行動；大規模作戰行動；非正規戰；對穩定、安全、過渡與重建行動的軍事支援；合作安全中的軍事行動。總之，非正規作戰拓展了軍隊任務領域，使美軍實現了從履行一般任務向“多任務”部隊的轉變。

　　伊拉克戰爭中，美軍在戰術運用方面也暴露了太過依賴科技力量的弊端，從而導致指揮者本身的能動性和戰術靈感無法有效發揮

　　與東方不同的是，西方民族崇拜力量，喜歡征服。西方民族在戰鬥實踐中，雖也有施計用謀的行為，但遠不如東方民族那麼自覺、執著和強烈，施計用謀的深度、廣度和機敏、細膩程度更不能相提並論。

　　所以，儘管美軍一直謀求使戰場透明化，但戰場終究永遠無法完全透明。作戰指揮無論在何種時候都無法擺脫謀略的牽引。然而美軍在推進信息化的進程中，伴隨著戰術指揮本身的程序化，使指揮者本身的能動性和戰術靈感無法有效發揮。

　　美軍在伊拉克戰場的指揮印證了這一點。美軍迅速取得的勝利並不能掩蓋其戰術理論發展嚴重落後於軍事裝備技術發展的事實。戰爭中，美軍各軍種及各作戰單位在戰場上的協同仍有待改善。值得一提的是，一直孤軍冒進的第3機步師是美軍指揮上的一個明顯敗筆。此外，美軍在伊拉克戰場上也暴露了太多的容易遭受攻擊的薄弱環節。

　　在戰爭中，西方民族為了擊敗對手，始終把強化自身的軍事力量放在首位。克勞塞維茨有句名言：“武力有巨大的作用。只有在國家實力相等的條件下，法律和正義才會扮演角色；否則，強者會隨心所欲，弱者將忍氣吞聲。”當武力被認為是最有效的手段時，戰爭也就被理解成了暴力的無限度使用的過程。所以才有了克勞塞維茨的“戰爭是一種暴力行為，而暴力的使用是沒有限度的”説法。

　　因此，在西方由古至今的軍事活動中，絕大多數情況下，戰術的制定是完全以軍事實力為依據的，這其中實用性技術力量又是指揮者首要考慮的因素。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暴力的物質形態和暴力的使用方式在近代以來的西方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謀略制勝只是力量的補充。

　　由於太過強調和依賴火力，加之害怕人員傷亡，造成了美軍地面部隊遇到阻擊時畏縮不前，在火力難以發揮作用時只能長時間等待。所以説，雖然火力打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如果把火力打擊當做萬能鑰匙，就成了一種包袱。

　　因為火力打擊的前提條件是對目標的準確定位和對己方以及平民安全度的有效評估。特別是如果目標隱蔽或流動性大，目標與非戰爭人群混雜或與己方人員距離過近，就難以發揮火力的優勢。而這些不利於發揚火力的因素，恰恰被伊拉克反美武裝很好地利用，常常造成美軍的強大火力無用武之地。

　　從實用性出發，伊拉克戰爭成為美軍新戰術、新武器的試驗場，也是美軍最好的訓練場

　　同人類歷史上所有大的社會變革都需要反復實踐一樣，當前世界範圍的軍事變革也需要反復實踐的推動和檢驗。作為特殊的實踐，戰爭不僅檢驗軍事變革的物質成果和思想成果，而且是對參戰國家在軍事變革中的觀念、機制、行動和成效的客觀檢驗和評價。

　　美國人深諳此道，伊拉克戰爭中，美軍的種種戰術戰法、武器裝備在伊拉克不斷地進行試驗、測試、修改和優化。

　　數字化部隊、輕型打擊旅等新部隊進行了部署和作戰來試驗如何應對低強度的遊擊戰、城市戰；無人機被廣泛應用並開始了攻擊試驗；悍馬被證明不符合低強度遊擊戰爭而被防地雷車取代；M1A2/A3被證明在城市作戰中有著不可取代的地位而因此要發展M1A4；單兵防護裝備不斷提升，單兵作戰能力不斷提升；直升機的作用不可取代，但也受到了挑戰；超高速、遠程、精確是未來火力投射的發展趨勢。

　　一支軍隊需要不斷在戰爭中檢驗、提升自身的能力，不斷挑戰新的目標，其設想的敵人永遠是強大的，需要軍隊不斷提升戰鬥力，完善戰術戰法，改進武器裝備，加強兵員素質。拋開這其中的諸多政治依附，就此而言，伊拉克戰爭軍事價值就在於此。

　　（作者單位：西安陸軍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