菅直人為何要打“道歉”牌？

　　1995年8月15日，時任日本自民黨聯合政府“輕量級”首相的村山富市，針對日本在二戰期間的行為向亞洲人民發表“反省”和“道歉”的“談話”。同一天，村山內閣的“重量級”通産大臣橋本龍太郎(後來繼任首相)率領10名內閣成員及100余名自民黨議員浩浩蕩蕩地前往靖國神社參拜。

　　15年後的8月10日，現任民主黨“輕量級”首相菅直人選擇在《日韓合併條約》簽署100週年的前夕發表談話，對日本殖民統治期間給韓國人民帶來的巨大損失和痛苦，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樣，在菅直人發表談話的當天及之前之後，該談話不僅遭到最大反對黨自民黨及一部分媒體的猛烈抨擊，也惹來民主黨內不少的批評和抗議。一部分右翼人士還召開“緊急國民集會”，要求廢棄該“談話”。

　　“村山談話”對外妙用

　　社會黨委員長村山是在率領全黨投奔長年勁敵自民黨陣營，將社會黨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家産”(包括反對《日美安保條約》和不承認違背和平憲法的自衛隊等建黨方針)拍賣得一乾二淨後發表“村山談話”的。其用意十分清楚，就是借此聊表社會黨人“愛好和平精神猶存”及其有別於自民黨人之所在。特別是在同年(1995年)6月9日，原本旨在表達“不戰”精神的“戰後50年國會決議”被修改得不倫不類之後，“村山談話”似乎多少還能挽回社會黨人的顏面。但事實説明，“變節”的第二大黨社會黨已無法挽回其黨勢衰微的命運。

　　不過，説也奇怪，儘管“輕量級”首相村山當時發表的談話並未獲得日本保守界人士及其主流媒體的認可，但每當日本與鄰國發生“史觀摩擦”時，日本當局及其輿論機構總會拿“村山談話”作為日本已經道歉的擋箭牌。就連那不顧亞洲人民強烈反對、多次參拜靖國神社、歌頌軍魂的日相小泉純一郎，也在2005年4月22日萬隆會議上唸唸有詞，背誦“村山經”。“只道歉但不賠償”的“村山談話”對外之妙用，也許就在這裡。

　　殖民統治百年紀念大關

　　“草根”出身的民主黨菅首相此刻的處境，雖與當年的村山不盡相同，但也有力圖尋求“賣點”的相似之處。

　　菅直人是在鳩山民主黨新政破産後接管政權的，原本可以其“草根”為賣點風光一個時期，無奈他沉不住氣，試圖以其“高支持率”碰一碰老百姓最不愛聽的消費稅敏感問題，以便一勞永逸地解決財源難題，結果落得民主黨在參議院選舉中大敗。加之9月民主黨黨魁選舉在即，在黨內位處弱勢的菅直人及其領導班子不能不製造新話題，重建“草根”首相有別於其他領導者的新形象。特別是今年為日本吞併朝鮮100週年，如果不先發制人，出些花樣，也許屆時他將在鄰國問題上位處被動，大失“外交分”。因為，擺在眼前的事實是，圍繞著100年前8月22日《日韓合併條約》的簽訂日和同年29日的生效日，韓國民眾已經在醞釀和開展各式各樣的抗議和紀念活動。他們不僅要求宣判當年非法簽署的《日韓合併條約》無效，還要求日本負起戰後責任，對受害者予以賠償及歸還當年通過各種手段從朝鮮半島奪走的寶貴文物。

　　對於這個今年8月不管誰當政都無法繞開的日本侵朝100週年紀念日，菅內閣決定以“村山談話”為藍本，再加上對“韓國人民因違背本意受到殖民統治，民族自尊受到嚴重傷害”的事實，發表反省和道歉的談話。

　　不料這個旨在緩解日韓緊張關係的“談話”還未正式公佈，即遭受各方的強烈反對和質疑。先是最大的反對黨自民黨，後是來自民主黨內閣成員和黨內不同派系的國會議員。

　　反對派鼓吹“殖民統治有功論”

　　綜合各方反對的理由，不外如下幾點：一、此乃“謝罪外交”，日本沒有必要“重復道歉”。二、戰後賠償問題在1965年簽署的《日韓基本條約》及相關的《日韓請求權協定》簽署時已“完全且最終解決”，不能再節外生枝。三、“菅談話”提及日韓合併條約“違背韓國人民本意”，有被解讀為該合併條約“無效”之虞，而超越“村山談話”的範疇。

　　除此之外，一部分一向主張日本“併合”朝鮮半島合法論的極端保守人士和媒體更乘機抬出國際公法，聲稱日本當年是根據合法的手續與韓國合併的。日本在道德上沒有理由被斷定有罪。不但不該存有“罪惡感”，日本還為韓國的近代化作出了重大貢獻。拓殖大學的一名教授便這樣説道：“隨著(日韓的)合併，(日本政府)在韓國大量投入了從日本國民那裏徵收的血稅，用來建設鐵路、治山治水、進行農業技術指導和導入金融制度等。正是在日本的統治之下，韓國的民生有了飛速的進展，而成為韓國近代化的原動力，有關這方面的事實是無法否定的。”

　　換句話説，與“菅談話”同時出籠的是“日本統治朝鮮合法論”和“日本殖民統治有功論”。

　　從表面上看，來自黨內外的不同聲音，特別是反對黨自民黨領導人及黨內一部分人士要求首相發表談話時“慎重”的呼籲，似乎給菅直人帶來了不少壓力。但實際上，這些壓力和制約正好協助他向韓國“示好”時，得以表示已經盡了最大的能力，而不必有所退讓。

　　堅守官方基本方針

　　仔細分析“菅談話”發表的時間和內容，不難發現如下幾個要點：

　　一、“談話”不選擇在8月22日《日韓合併條約》的簽署日或8月29日生效日，也不在“村山談話”發表的8月15日(日本稱之為“終戰紀念日”，韓國稱之為“光復節”)的敏感日期，而提前在不含任何歷史意義的8月10日發表。

　　二、“菅談話”雖提及“違背韓國人民本意進行殖民統治”，但並不否定《日韓合併條約》的“合法性”。

　　三、針對日本政府保管的“朝鮮王室儀軌”等珍貴文物，日方雖表示有意“引渡”(即“移交”)，但不使用“返還”(即“回歸”)字眼，與韓國政府及民眾之要求有巨大差距。

　　四、內閣秘書長仙谷由人一改較早時略為含糊的口氣，強調“菅談話”是建立在“個人補償等問題已告了結”的基礎上，而令不少擔心重燃“賠償”火苗的日本媒體感到欣慰。

　　五、“談話”與其説是重視對“過去”的反思，不如説是強調“未來志向”。

　　一句話，“菅談話”絲毫也未跨越15年前“只道歉、不賠償”的“村山談話”的範圍。試想，僅僅重彈“村山談話”的舊調，就能平息或緩和韓國舉國上下對日本殖民統治100週年的怒火，這怎能不説是“草根”出身的“輕量級”首相的“外交成果”與智慧？

　　除此之外，菅直人這回單獨對韓國國民特別表示反省和歉意，還有特殊的戰略意義。在8月10日的記者會上，菅直人便坦率承認其談話有如下的含義：“在亞洲經濟高速發展的時刻，本地區要有更加穩定的發展，應以日韓為軸心，再加上美國，形成日美韓三個國家的基軸，這具有極大的意義。”

　　他還強調他與韓國總統李明博已達成如下的共識：“具有民主主義、自由與市場經濟共同價值觀的鄰國之間的合作，對於東亞，乃至世界的和平和穩定將會做出貢獻。”

　　在這裡，菅直人含蓄地表示他對麻生時代推行的“價值觀外交”之認可。

　　戰略意義：面對“中國抬頭”

　　至於在亞洲以日韓兩國或日美韓三國為基軸的戰略意義究竟在哪？假想敵又在何方？發表“談話”的菅直人雖不明言，以“開明”和“自由派”為標榜的《朝日新聞》則在其相關社論中有如下的説明：

　　“在亞洲，最應該手牽手的國家是日本和韓國。面對著中國的抬頭和溫暖化、能源等全球化課題，兩國有必要進一步攜手合作。”

　　此處可圈可點的當然是“中國的抬頭”。就連對殖民統治的“道歉談話”也不忘推行其牽制他國的冷戰思維與戰略，説“菅談話”的“和平味”比空洞無物的“村山談話”還要倒退一步，並不為過。

　　(作者為新加坡旅華學者、北京大學客座教授、日本龍谷大學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