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不久前，一位教育廳長建議“廢除高三”，理由是“高三反反復復復習，把孩子的思維搞得變形了，使他們對知識的慾望、對知識的興趣磨滅了”。廢除高三，只能是把高二提前變成高三。而北京十一學校提供了更現實、更積極的出路：改造出不一樣的高三來。

　　升學率像一個魔咒。以提高這個數字為目的的教育改革，不是理想的改革。但評價一項教改的成敗，在當下的中國又無法繞開它。北京十一學校2012屆畢業生，三年前入校的中考錄取分數線排在海淀區的第6位，三年後，高考600分以上的人數位居全市前三名，這樣的成績無疑將提振十一學校繼續推進教改的信心。

　　上述高考成績，不是題海戰術的“戰果”，而是在保護、激發學生學習興趣，關注學生個性發展與情感需求的前提下，水到渠成的體現。學校如何保護學生，弱化高考指揮棒的負面影響，如何在這一年保持他們對學習和生活的熱愛，如何讓高三的教育堅持尊重規律、著眼長遠，十一學校的探索給了我們啟示。

　　可能有人會認為，在這所擁有雄厚師資力量的學校進行的高三課改，難以在眾多普通中學推廣，但毫無疑問，它代表了一個正確的方向，至少，各地的“超級中學”有條件群起而改之。

　　6月8日，北京市高考結束後的第一天，一些畢業生又出現在王春易老師的生物教室裏，有的翻看教室書櫃裏沒有看完的書，有的在探討因高考暫時擱置下的問題，還有人就是來看看自己曾經照顧過的花草魚蟲。

　　十幾天后，北京十一學校的這些孩子依依不捨告別了中學時代。在豐富的畢業活動中（包括謝師會、潑水節、畢業典禮和舞會），他們用擁抱、熱淚、潑水和動情的語言表達自己對學校的情感，併為每位老師獻上獨特的“答謝詞”和禮物（如烏龜抱枕、手工製作的元素週期表、貼有每位同學照片的相冊）。

　　校長李希貴在潑水節上被學生潑得渾身濕透。他很享受這種看得見的“平等”，“反擊”起來也毫不手軟。

　　因為高考，高三幾乎與“壓抑、枯燥、疲倦”等詞畫上了等號，但十一學校想用“生動、淡定、有追求、很陽光”這些積極樂觀的形容詞重塑高三的形象。“高三也是生命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希望學生們愉快地度過。”李希貴説，“如果這一段時光沒有過好，埋下痛苦、苦悶的種子，未來就會結出苦惱的果子。”

　　十一學校在過去一年，致力於改變適合“苦悶的種子”生根、發芽的土壤。它大幅度縮減課時與題量，把大部分時間還給學生，激發他們自主探究的活力，使得他們在緊張的學習中依然保持對生活與夢想的熱愛。

　　高三不改變 不是真正的教改

　　高三學年伊始，葉大家就向生物老師王春易提出：這一年，我不上你的課，也不做作業，行嗎？她如願以償。

　　王春易32歲被評為特級教師，以引人入勝的講課見長。她還批准了另外幾名學生的申請。

　　在十一學校，符合一定條件的學生有申請不做作業、不聽課的權利。每個人都可以靈活安排自己的學習時間和進度，以他們喜歡的方式學習。大一統的教學方式在這裡已經不受歡迎。

　　總的來看，這所學校的高三顯得有點“散漫”，它難免緊張，但壓力已明顯減輕。許多中學害怕看到學生鬆懈的狀態，會刻意營造一種“高壓”的氛圍，把這些標語貼在教室：“今日瘋狂，明日輝煌”、“血狼精神，與我同在”。十一學校卻在高三提出新的主張：“將自主學習進行到底”，“講給別人聽是最好的學習方式”。

　　它重新定義了“課堂”的含義，在《十一學校行動綱要》中指出：課堂是學生學習的地方，是學生的舞臺，並非教師展示自我的地方；減少講和聽，增加説與做；學生已經會的不講，學生自己能夠學會的不講，講了學生也不會的不講。這些觀點是全體教師討論的結晶。

　　不過，要在高三繼續這種“課堂”,一些老師擔心高考成績會受影響。普遍存在的觀點是：教改只是高一高二年級的事，而到高三，放棄之前的探索，重新回到應試的老路，帶著學生們一頭扎進題海，是正常而現實的選擇。

　　但王春易説：“如果高三不變的話，自主學習的改革就不是真正的變革。”她和生物學科組的同行，此前一年都在探索自主學習課堂，在高三是該堅持還是放棄，她也經歷了猶豫和糾結，最終在去年6月18日的高三年級會上堅決表示：“我們絕對不會回到從前，絕對不會重新佔領課堂，絕對不會像過去那樣事無巨細地串講每個知識點，不會再由老師總結梳理知識網絡圖，一黑板一黑板地寫。”

　　學習有了動力 學習就會快樂

　　學校在爭議聲中以大幅度減少課時的方式，迫使教師們尋找新的教學策略：高三的每門課每週由6課時減少到4課時。晚上與週末都不補課，下午的大部分時間安排學生自習。

　　一些從教二三十年的老師聲稱，從未有過這樣的經歷，“心裏很不踏實”。

　　但化學組的一項統計表明：做完一套試題，大約只有三分之一的學生有問題，“如果在全班統一講題，三分之二的學生只能是陪讀”。而大部分問題在小組合作學習中就能得到解決，十道題中真正需要老師講解的，可能只佔五分之一。

　　老師們告別了“從頭講到尾，口吐白沫，還覺得時間不夠”的狀態，以前需要講授8個課時的內容，現在只需講兩三節課。

　　事實證明，把課堂交給幾十人主導遠比一個人的表現更加精彩，而且避免了在高三反復炒“冷飯”的枯燥與低效。教學方式的改變能使舊知識煥發新活力。

　　十一學校的畢業班學生不能只顧自己的學習，他們還需要承擔起指導同伴的責任，與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思考和理解。譬如葉大家，她復習生物的方式就是為同學“答疑”，她經常在教室裏大喊：誰有問題就找我啊。

　　而每一個同學都有機會成為某堂課、某份試卷的“主講者”。在馬萊絲的班上，他們會按照名單輪流講解英語試卷。“把一套試題分析透徹，比做很多套更有用。”她説，當時有“拼命要把別人講明白的衝動”。

　　高三讓人詬病的原因還在於它的急功近利，“高考考什麼，就學什麼”，使得它成了機械應試的“重災區”。但十一學校大膽提出“不唯高考，贏得高考”。他們認為，在高三還需要繼續為“培養有想法的學生”努力。

　　有想法的學生都“有問題”。高三年級的老師樂於看到孩子身上萌發的問題意識。一些人開始質疑權威、教材或命題，讓王春易感到欣喜。在她的課上，有價值的問題會得到表揚，而提不出好問題的小組則要接受“命5道題的懲罰”。生物課像它研究的世界那樣多彩，由閱讀課、小組討論課、動手實驗課、習題分析課、師生問題討論課、教師精講拓展課、試卷講評課等組成。

　　語文教師黃娟在高三思考的，是如何讓這門學科“植根于生活，關注人的內心感受，讓學生有自己的想法，而不單純為了高考”。

　　她引進“時評”訓練學生的思考與寫作，先後編成10個專輯，包括小悅悅事件、喬布斯之死、虎媽狼爸現象、動車事故等。在這些專輯中，沒有“一言堂”，她提供觀點鮮明的文章，以及深入多元的信息鏈結，供學生討論。

　　十一學校也有高考前的“百日宣誓”，但它的主題耐人尋味，帶著調侃的味道“來真的”。誓詞出自學生之手，但強調“心無旁騖，樂學為先”；“成敗何懼，但求無憾”。

　　十一學校希望激發學生學習的動力，“當他們有了動力，學習就會變成快樂的事情”。 事實上，近些年該校一直致力於課程開發和試驗走班選課，希望建立起適合每一個學生的分級分類課程體系。

　　高三學部副主任杜志華老師介紹説，這些學生從入校之日起，就被要求學會管理目標、時間、方法、毅力和身體。高三正是檢驗這一學習成果的時候。他們各自製定並努力執行與眾不同的課表，那些獨特的學習計劃常常精確到“分”。

　　從期待老師寫下一黑板、一黑板的知識點到自己通過研究、分析、歸納、總結，把書“由厚讀薄”，再 “由薄讀厚”，馬萊絲説，這種感覺很美妙。“原來是畫重點，到高三下學期，開始往裏添東西，看到一句話，能想到某道題，以及對某個知識點的深入理解。”她強調説，“就是在看的時候，腦子裏會蹦東西。”

　　樊世奇則表示，她已具備這種能力：對於歷史、地理與政治幾門課，只需要三四張A4紙就能歸納出一本書的重點內容。

　　把題海變成游泳池

　　生物組組長王春易和她的同事發生了爭論。她主張每天佈置給學生的題量，只能打印在一張A4紙上。但其他老師堅持選用B4紙，它比前者要大一倍。“我是組長，必須聽我的。”王春易説。但老師們在排版上動了腦筋，把A4紙排得很密。

　　高三學部主任田俊説，精選習題，不搞題海戰術，避免學生自主鑽研和消化的時間被架空，是十一學校高三課改的重要思路之一。

　　克制厭惡情緒，反復做題，是無數考生的學習常態。6月8日，河北某中學的一名畢業生，在網上展示了她高中的大部分考卷，堆起來高達2.41米。

　　即便北京的中學，大都也不敢輕視題海戰術。鄧琪君的初中夥伴在另一所中學讀書，她在電話中抱怨“每天除了聽課就是做題”。“她連上一份卷子錯在哪都不知道，就開始做下一份了。”鄧琪君説，“他們的作業是我們的好幾倍，每天晚上還要補兩節課。”

　　方習鵬是一位有27年教齡的物理老師。他説：“每年的高三，師生都很辛苦。就考那麼點東西，做了太多太多的無用功，得不償失。”

　　他在去年暑假迎來變化。高三年級組奮戰兩個多月，打破知識點的條塊分割，編寫出各學科的復習規劃書，把精華濃縮在一至兩本冊子裏（如化學規劃書僅140頁）。“如果老師能夠對考點、試題進行有效的提煉，就能有效減輕學生負擔。”方習鵬説。

　　要讓學生跳出題海，老師必須跳進題海。老師們浸泡在茫茫題海中，打撈最有價值的習題。有人一天的睡眠不足4小時。

　　“不做題不行，傻做題也不行。”數學老師崔君強説。他佈置的作業很簡單：“每日一練”的幾道基礎題（不會超過15分鐘）和每個專題精選出的6道題（一次僅留1～2道解答題）。對有額外需求者，針對性地再提供兩道題。

　　“不規定必須做多少，把選擇的主動權交給學生。有的題就印10份，叫‘餐後甜點'，誰需要就提供給誰。”崔老師説，學生們在高三“快樂地累著”。

　　“做老師給的題目，覺得很爽、很有趣。”張蕾説，她在英語作業的記錄表上，幾乎每天都畫一個“笑臉”，表達內心的感受。

　　“老師把大的題海變成了游泳池，很大幅度降低了我們溺死的風險。”張蕾笑著稱讚那些“救生員”。和很多同學一樣，她每天只做老師佈置的題目，平均一門課的作業時間只需半小時。校方對15個班作業量的一次隨機抽查顯示：他們花在物理、化學和生物等學科上的時間平均為39分鐘、38分鐘和35分鐘。

　　十一學校的這些主張曾讓一名記者感到疑惑：難道你們不重視高考升學率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只是它重視的方式與別的學校不同。“我們特別關注優異的成績是如何獲得的。”李希貴説，這關乎學校的育人目標。

　　他認為，研究學生20年後需要什麼，比關注多少學生考上北大清華重要得多。“必須給學生時間，這樣，他們才有可能在這一年裏學不一樣的東西，學他需要學的東西，學對他最重要的東西”。

　　高考不能替代生活與夢想

　　也只有跳出題海，學生才有時間和心情在高三過自己的生活。

　　“在十一學校生活期間，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麼？”王宇橙的回答是：養薄荷的經歷。

　　他在調查問卷上寫道：“我承擔了養薄荷的責任，起初並不上心，偶爾澆澆水。一次放假歸來，發現它們幾乎幹死了，我很後悔、很自責，之後悉心呵護它們，每日澆水、松土、梳葉。此事讓我學會了擔當和負責。”

　　他認養的薄荷與綠蘿、虎刺、歲歲紅、蟹爪蘭、巴西龜、青蛙等動植物一起，被放置在生物教室。高三一年，學生與生靈一起成長。他們中有人會在兩個多月裏每天去觀察一條金魚“懷孕”的情況，結果發現它是飽受腹脹之苦。一名女生在緊張的學習中還為一隻小青蛙的死亡，“傷心了好幾天”。

　　“我希望從我們教室走出去的學生，不僅成績好，而且熱愛生活、關愛生命、敬畏自然。”王春易説。

　　但歷史老師趙文龍在網上看到的另一種高三生活，卻更有代表性：一所中學的晨練，學生一邊跑步一邊看書。“我感到震撼和悲哀。”他説。在沉重的高考壓力下，一些中學生選擇撕書、燒書的行為發泄內心的壓抑。

　　十一學校的畢業生卻捨不得扔掉自己用過的書，他們在校園裏擺起地攤，低價把書賣給師弟師妹們。蔣欣則把書搬回了家，其中包括30多本他在高三買的中英文小説。他的另一個同學則喜歡與龍應臺、韓寒、沈從文等人在文字中相遇，她每月要看兩三本書，每天中午還要奉獻45分鐘給唱歌、跳舞。

　　一些學生認為，他們不只是在為考上好大學而努力，而是在為自己的夢想拼搏。睡在樊世奇下鋪的同學，想當作家，一直在寫小説，高三下學期還創作了一個清朝人與蛇的故事。另一名女生，以後“想在一條街上開無數個舖子，每個舖子都能滿足人們對不同職業的需求”。她找政治老師分析試卷，卻花了很多時間和他談論這個夢想，得到了老師的認同，“回到宿舍後激動得一邊叫一邊跳”。

　　這不是一群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高考書的的學生，內地孕婦赴港生子事件、南海局勢、毒膠囊、足球、電視劇《心術》、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等，都會成為他們課餘談天論地的話題。

　　但高考來臨，他們還是不得不放棄一些愛好。樊世奇從四年級一直寫到高二的日記被迫中斷了，只能隔三差五“記一記”。另一名女生週末回家也很少再串門。小姨甚至不敢輕易給她家打電話，怕影響她的學習。

　　體育課還堅持上，每週兩節，自由選擇喜愛的運動。但在海淀區組織的第一次模擬考試結束後，一些同學想佔用體育課復習，被班主任“轟了出去”。

　　高三學生大都把自己的社團交給了學弟學妹們“經營”，但繼續受到學校大型活動的青睞。去年年底，他們和打扮成“加勒比海盜傑克船長”的校長、扮演哈利波特、佐羅、唐老鴨和米老鼠的老師們一起，加入了校園狂歡的隊伍。

　　在模擬五洲城市運動會上，高三年級也奉獻了精彩的創意和節目。薛柳君所在的10班代表悉尼，她花兩周時間設計、製作了一個高三米、寬六米的悉尼歌劇院模型。當它挺立在操場時，全班同學拼命鼓掌。“那一刻帶給我的激動和興奮，在我的心中永遠都不會消失。”她説，“我居然還有時間在高三做了這樣一件事。”

　　他們還組織了“成人禮”，每個班自行設計蛋糕，排練一個節目。馬欣然所在的文科五班經民主投票後，決定設計車型蛋糕、演唱改編版的《老男孩》。她的母親特意從黑龍江飛回北京，和丈夫一起，見證那個時刻。家長們給各自的孩子寫了一封信，祝願他們今後的人生如成人禮的主題：怒放光芒。

　　會最懷念“老師、同學，高三快樂的日子”

　　6月5日，高三年級的最後一課，任課老師們以各種方式表達對學生們的關愛。文科5班的老師給他們送去了巧克力、賀卡和貼心的鼓勵。歷史老師趙文龍有感情地朗誦了他為學生們寫的《九萬里風鵬正舉》。

　　在下午的班會上，孩子們要求對中國教育持批判態度的歷史老師“用5句名言表揚中國的教育體制”。“他很囧，憋了半天也沒説出來”。5班的同學熟悉每位老師的特點，“要抓住老師們好玩的地方，給他們出題表演”。

　　地理老師趙蓓擅長心理輔導，同學們請她“撫慰班上的一條抑鬱的狗”。平時很安靜的英語老師則被要求用印度式的“咖喱英語”介紹十一學校。數學老師是游泳健將，他假裝和語文老師喝得大醉，還要去游泳，但被語文老師想盡辦法轟出了泳池。

　　學生們的這些創意看起來是對師道尊嚴的“冒犯”，實際上折射出了師生感情的融洽。《十一學校行動綱要》強調，良好的師生關係是確保師生幸福生活的重要條件和基礎。“應該親情如父母子女，友情如同伴朋友，嚴而有格，愛而不縱”。

　　李希貴為這種師生關係的孕育提供了某種條件。他甚至很少出現在高三年級，“不想讓老師感到很有壓力”。 他説，如果學校總是強調升學率，哪怕只提高一個百分點，老師都會壓力很大，“勢必傷害學生，傷害教師，丟掉許多東西”。

　　只有當教師不是緊盯著升學率去追求的時候，他們才有可能去關注其它。蔣欣則同情他過去的一位同學，他所在的學校把尖子生都集中在一個班，每次大考，淘汰一批，吸納一批，“完全唯分數是舉”。

　　不久前，樊世奇和另一所高中畢業的老同學一起玩，正好遇見同學的老師。“她就拉著我跑。我覺得不可思議。”樊世奇説，“如果我碰到老師，會拉著她的手一起玩。”

　　“我們的老師不是用高壓來贏得尊重，而是用尊重贏得學生的尊重。”蔣欣則總結到。

　　他們喜歡私下裏找老師聊天、撒嬌，或者哭訴自己的成績。老師們提供的大都是鼓勵而不是壓力。有同學説，在老師身邊待一待，隨便聊幾句，心情就會放鬆。

　　過去一年，王春易沒再像以前那樣抓學生補差，但主動找她的學生卻不少。她和同事們渡過了“一對一交流次數最多的一年”。他們每天晚上待在辦公區，恭候學生上門提問。

　　校方對畢業生進行問卷調查，想了解他們以後“將最懷念什麼”，王玉勍同學的答案是：“老師、同學，高三快樂的日子。”

　　6月7日，高三年級的老師穿上紅色衣服，與學生擊掌、擁抱，把他們送進了考場。高考後，一些學生還惦記著教室裏的動植物，此時，薄荷、青蛙和小金魚們已經有了新的主人：即將升入高三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