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怒波擁有多重身份，商人、詩人、登山家、慈善家……

　　黃怒波從寧夏走出的富豪

　　黃怒波，筆名駱英。生於蘭州，長在寧夏銀川，現工作生活在北京。他曾于1973年-1976年間在興慶區通貴鄉插隊。也曾多次向我區捐款。

　　1977年，國家剛剛恢復高考。在寧夏農村做會計的黃怒波，考入了令人景仰的北京大學，就讀中文系。四年後，黃怒波進入中宣部。由於表現出色，29歲的黃怒波成為中宣部黨組成員、幹部局處長，仕途被一致看好。在進入中宣部的第十個年頭，黃怒波不安分了，於是他開始下海創業，最終成為中坤集團董事長，並躋身胡潤百富榜。

　　日前，中坤集團董事長黃怒波在接受《福布斯》專訪時稱，自己決定將一半家産捐給北大，而選擇北大的原因是“我已不信任官辦的慈善機構。”黃怒波的“不信官辦”迅速引起了網友的共鳴，但對於選擇北大，許多人則表示了疑問。對此，專家表示，是否官辦並不是捐款的考量條件，透明公開才是捐款給誰的選擇標準。

　　事實 企業家捐贈10億資産

　　日前，中坤集團的董事長黃怒波在接受《福布斯》專訪時表示：“現在慈善機構大多是官辦，我比較抵觸，捐錢好像還得求著他們一樣。我已不信任官辦的慈善機構，這幫人養肥了，實在可惡。”

　　對於具體捐贈計劃，黃怒波表示，計劃是將一半的家産都捐給北大，10年內將會逐步實施這個計劃。而此前，黃怒波曾捐給北大價值一億元的商業地産，黃怒波對捐地産要上稅也表示了不解。

　　質疑 政府投入大還需善款？

　　此言一齣，一石激起千層浪。

　　北大教授黃益平表示，作為北大一員自然感激黃怒波的捐助。不過目前中國最迫切需要的，可能不是建一兩所世界一流大學，而是改善基礎教育，提高農民工技能，發展適合當前經濟水平的技術。

　　同時一些網友對此行為表示質疑，將過多的捐款捐給資源過剩的北大，這種做法是否得當？“回饋母校固然可以理解，但是將如此鉅額資産捐給同為官辦且政治化十足的高校，總讓人難以理解。”微博網友sunzhenge建議，這樣鉅額的捐款不應直接捐給學校，而應設立科研和教學基金，直接資助科研和教學項目，項目的選擇由基金會確定。

　　回應 不限北大也有隨機捐贈

　　對於為何會選擇北大，作為北大畢業的黃怒波表示，一方面不信任官辦機構，同時，自己也不想設立基金，所以就捐給北大。“我挺信任北大的。”黃怒波説。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零星的捐助，比如最近馬洪濤搞了一個“愛心衣櫥”活動，他覺得年輕人從事慈善事業值得鼓勵，所以就捐給他們100萬元。再比如説有一個朋友的孩子發起一個拒絕吃魚翅的活動，他也捐款50萬元作為啟動資金。除了教育捐贈是比較系統的，其他捐贈都還比較隨機。

　　黃怒波還表示，“給我5年~10年時間,我捐出去的資産怎麼著也要超過500億元”。

　　專家：只要透明高效 是否官辦並不重要

　　對此，有網友表示，既然不相信官辦公益機構，作為北大同樣是官辦背景，為何又願意把捐贈選擇給北大？

　　對此，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和清華大學創新與社會資源研究中心主任鄧國勝均表示：必須尊重捐款人的意願，捐款的自願性是最重要的公益原則。

　　“雖然北大也是官辦高校，但公眾對於官辦基金會不信任的重要原因是因為透明度不高，捐款人不知道錢捐出去後都做了什麼、怎麼使用，所以，不論是捐給哪個地方，只要做到透明高效，就能得到捐款人與社會的認可。這個才是捐給誰是否合適的根本關鍵所在。”鄧國勝説。

　　捐款領域 應更多流入民間機構

　　而在中國的公益領域捐贈來看，教育一直是接受社會資源最多的領域，而這次黃怒波將大額捐款再次捐給本已享受較多政府及民間資源的北大，同樣引起許多人的不理解。

　　“國外同樣也是教育領域會接受到社會較多的捐款，但與中國有些不同的是，國外的資源很多都進入了民辦的教育機構，但在中國，目前得到最多資源的仍然是公立高校，所以，我還是呼籲社會更多資源應注入民辦的教育機構。”鄧國勝説。

　　政策限制 政府應為民間力量放權

　　對於此前捐贈的房産一直受稅收之擾，徐永光和鄧國勝均表示：目前的政策對於鼓勵民間多樣性捐贈的確限制太大。“包括現金捐贈獲得稅收減免也設了一個額度，這當然不利於鼓勵民間資本進入公益。”徐永光説。

　　對於多樣性捐贈如何能夠更有效地實現，徐永光提議，可以利用信託方式來將大額資産或非現金資産得到更好的利用。“股權和現金不必一定要直接全額地捐給基金會，巴菲特捐給蓋茨基金會的300多億美元也不是一次性捐贈出去，可以用這些錢建立信託基金，通過基金收益捐出利潤，這樣既可以讓公益持久，又避免政策限制。”

　　“公益如何做得好，不在於捐了多少錢，黃怒波捐錢只是公益行為的開始，監督好如何花這筆錢，同樣是捐款人的責任所在，否則，錢捐多了，花得不好，反而對這個行業造成傷害。”徐永光最後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