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北大校園，前為荷花池和日晷；後面左為生物樓，右為數學樓。 （王宏志提供/圖）

　　2012年3月10日，83歲的錢聽濤搬出一本泛黃的相冊。相冊裏，有他六十多年前在北京大學求學時的註冊登記照、同學合影以及北大校區的翻拍照片，“老北大已經不是原來的北大了。”他説。

　　老人口中的“老北大”確實已經面目全非，它位於北京市東城區沙灘後街55號，而非目前海淀區的北大校區。114年前，北大正發源於前者，1952年才遷址海淀，與原燕京大學合併，辦學至今。

　　這裡曾是中國近現代史民主、科學啟蒙的“聖地”：京師大學堂、紅樓、民主廣場……現在，這個北大舊址建築群已近凋零，少人知悉。京師大學堂部分已被改建成賓館、餐廳，紅樓老校區也被一些政府機關佔用。

　　這是歷史遺留的“欠賬”。如今，一群北大老人在奔走呼籲，試圖重新喚回“夢裏的北大”。“再不保護，一切晚矣。”1961年北大歷史系畢業的王宏志老人感慨道。

　　賓館夾縫裏的京師大學堂

　　這十余位耄耋之年的北大老校友，很多人已經步履蹣跚。他們多在1952年前後考入北大，目睹北大舊址逐漸湮沒不聞，決定用余生時光“誓死保護北大舊址”。

　　王宏志正在第三次修訂回憶文章《京師大學堂校址的滄桑變遷》。她已年屆古稀，如今腰部患疾，已無法再去實地考察，只能在電話裏沙啞地對南方週末記者呼籲，“你們進去看看就知道舊址正在遭受何種不堪了。”

　　如今的沙灘後街55號，是一座建成于2008年的六層酒店——人民教育出版社旗下的華育賓館，而京師大學堂原有的五間三開大紅門早在“文革”期間被拆除殆盡。

　　還能維繫歷史記憶的物件，只有賓館內院墻壁上挂著的告示“京師大學堂建築遺存”了，但也字跡斑駁。而舊日建築僅剩清末建成的兩層回廊結構的數學系樓，門上懸著複製的“大學堂”，還有一獨棟大殿，即乾隆年間的和嘉公主府，是原北大的一處講堂。

　　距京師大學堂不遠處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北大紅樓，境遇要好些，除一樓原樣修復並對外開放參觀外，以上三層是國家文物局老幹部活動中心、中國文物交流中心等機構辦公場地。紅樓背後的原民主廣場，現改建為《求是》雜誌社。西側的原北大地質館為梁思成設計，也為中國社科院法學所使用。

　　在錢聽濤的回憶裏，這裡本是一片多為清式，也有民國年間建成的建築群。1898年，北大的前身——京師大學堂建成，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國立大學，在由和嘉公主府改建成的大講堂裏，蔡元培、李大釗、胡適、魯迅等知名學者經常在此演講。在風雲際會的民國年間，京師大學堂和紅樓更是“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的中心發祥地。

　　如今，華育賓館生意日隆，停車場上不見一個空位，餐廳規模不斷擴大，遺存範圍日漸縮小。五年前，錢聽濤就去過舊址，望著已成機關辦公樓的“北大”，難以移步，暗自流淚。

　　丟掉的還有精神

　　出身農村的錢聽濤，1948年進入北大文學院哲學系學習。那時文學院設在宣武門國會街(現新華社所在地)的北大第四院，“好些次，我們坐電車叮叮噹當地從宣武門到沙灘後街校本部開會，每次演講，聽堂爆滿。”

　　在那裏，“蔡元培提倡兼容並蓄，思想自由，學術自由。”從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退休下來的錢聽濤至今惦念老北大土地上的精神烙印，“那時人們思想自由，無需擔心因言獲罪。”

　　1952年是北大的歷史拐點，中央人民政府調整全國高校的院係設置，大力發展工科院校，社會學、政治學等人文社科類專業被停止和取消。北大也就此遷至海淀，沙灘後街的舊址漸漸褪出了歷史的視線。

　　1961年大學畢業後，王宏志被分配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去出版社報到的那天才得知，單位所在地竟是當年北大最初的京師大學堂校址。”那時，出版社的牌子還挂在京師大學堂門口。大紅門兩側，有兩尊年代久遠的石獅，後來在“文革”期間被人運走，不知去向。

　　“文革”給老北大建築群帶來了難以磨滅的破壞。“紅衛兵破四舊，大講堂的雕梁畫棟遭嚴重破壞。”王宏志説，“京師大學堂”豎匾被人摘下，扔在院子裏。

　　還是在上世紀60年代，為了修防空洞，大講堂門前的花園被填平。1970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為擴建辦公室，在整個前院和一些院落建起了樓房，“那座古色古香的大門連同院內的平房、球場、車庫，全部不復存在，換成了現在的鐵柵欄門和鋼筋水泥五層大樓。”王宏志回憶説。

　　200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搬到中關村後，沙灘後街55號再被改建成了華育賓館。而在老北大遷出後，國家文物局、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文化部、《紅旗》(《求是》)雜誌社等單位先後遷入紅樓校區。

　　如今，人們記住的是海淀區的北大燕園“一塔湖圖”——博雅塔、未名湖和圖書館。但75歲的老校友黃修己卻説：把博雅塔形容成巨筆，把未名湖比喻為大硯，説“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揮動著這支神筆，飽蘸未名之墨，共同書寫了百年北大的輝煌歷史”，這樣的歌頌實在與歷史事實有一定距離。

　　“我很擔心紅樓那一份精神被丟了，那是比什麼塔啊、湖啊重要千萬倍的。”黃修己在回憶文章中説。

　　無助的“光復夢想”

　　儘管政府機關使用北大舊建築群是歷史遺留問題，也無破壞之虞，但老人們光復“夢裏北大”的願望卻與日俱增。

　　88歲的陳蓓至今記得，北大校友會根據廣大校友的意願，第一次正式提出在北大舊建築群紅樓建“五四紀念館”是在1996年11月22日，當時為了兩年後慶賀北大百年誕辰。

　　那時她還在北大校友會任理事，校友會決定寫信給當時的國家領導反映訴求，“寫信容易送信難。”曾在司法部法律出版社工作的陳蓓想到了當時在中共中央書記處任職的老校友，於是請他幫忙轉呈。

　　校友會得到復函稱，中央領導批示有關部門研究提出意見，但有難度。因為涉及國家機關眾多，短時間搬遷十分困難。

　　據時任北京市紀檢委教育室主任的王詩琴説，校友會又分別給其他幾位中央領導寫信“求助”。在一封信中，校友們的措辭難耐急切，“中央批示已兩年多了，建館工作尚無明顯進展……建議北大等單位組成籌建組，積極推動此事。”

　　正是在這種持續的高層推動下，國家文物局騰退了一層辦公區，辟成現在的展館。但和紅樓北區多處建築一樣，二樓以上仍是“遊人止步”。

　　讓錢聽濤他們始料未及的是，最終紅樓挂上的不是“五四紀念館”，而是“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的牌子。事實上，“作為新文化運動旗幟的《新青年》與‘紅樓’沒有直接關係；如果把‘五四’運動局限和隸屬於新文化運動，從名稱上排除了‘五四’愛國青年運動的內容，顯然很不全面。”此後，北大黨委、北大校友會數次聯署“申訴”，仍是杳無音信。

　　2012年3月17日，在館內的遊客留言簿上，一位遊客還是敏銳地發現了當年的“錯位”：“歷史的真相只有一個，而這惟一的真相恰恰是我們永遠也不知道的。”

　　紅樓在1961年得以被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而歷史價值與其比肩的京師大學堂僅升格為北京市文保單位，時間也晚了幾近三十年，最終棲身於賓館酒樓的夾縫中。

　　到了2007年北京兩會期間，數十名政協委員專程趕赴京師大學堂調研，力求舊址裏不得開賓館、設烤鴨店。然而老校友吳夢麟説，京師大學堂的部分建築至今仍熏泡在烤鴨店的陣陣油煙中。

　　2009年，老校友們再度給中央寫信，希望國家整體保護北大紅樓老校區，並讓紅樓回歸北大。歲月的老去，讓這樣的堅持愈發顯得最後一搏，陳蓓説，可惜直到目前，沒有最新進展。

　　被擱淺的回收計劃

　　京師大學堂的歷史正在被遺忘。錢聽濤説，當年，“五四”宣言執筆人許德珩曾有遺願，希望保護好京師大學堂等北大舊址，“如果保不下來，那就是恥辱”。

　　2006年，《大眾攝影》雜誌刊出“湮沒的京師大學堂”文圖專題，其中一圖的説明，竟把西齋學生宿舍説成了京師大學堂的教室。另外，2007年北京市規劃委員會和文物局發佈的第一批近現代建築保護名錄，其中兩處，燕京大學舊址建築群被視為北京大學，又把1935年建造的北大老圖書館認定為《求是》雜誌的圖書館，“這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甚至是荒唐的。”諸多錯誤讓錢聽濤忍無可忍。

　　而北大校方的保護計劃看起來也效果不彰，儘管這是“近四任校長的願望”。

　　“校長們都説重要，但沒有實質行動和進展。”2012年3月26日下午，北大校友會副會長李忠對南方週末記者説，他們多次向學校反映回收紅樓保護北大舊址一事時，當時許智宏校長説了一句話，“紅樓對北大而言意義重大，也表示支持，但要收回並不容易。”

　　直到2009年校友會上，已任校友會會長的許智宏向與會者透露了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新任校長周其鳳承諾兩年要收回紅樓。”該新聞登上了第二天《北京青年報》的版面頭條。

　　“學校曾就紅樓回歸北大等事宜拜訪過北京市政府、國家文物局、教育部等政府部門，後來在一次校友會上校友黃怒波(北大中文系校友，現係北京中坤投資集團董事長)也説，只要上面同意，他負責籌措收回所需資金。”陳蓓説，因阻力很大，最終計劃擱淺。

　　據吳夢麟介紹，她曾向國家文物局詢問為何第六批國保名錄中沒有京師大學堂，答覆是北京市文物局沒有上報。“如果因名額有限，我們建議將京師大學堂捆綁在已是國家重點文保單位的紅樓上，組成北大文化保護區。”吳夢麟擔心道，“假如錯過這一次申報機會，京師大學堂或許不久就不復存在了。”

　　這一群老校友已經老了，“實在保不了，就讓後人去書上尋找老北大的記憶吧。”陳蓓低咽地説。

　　(感謝陳蓓、王宏志、錢聽濤、賀家寶等對本文提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