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農村婦女張蕓在鄭州蘇先生家做保姆，幹了40多天活，一直沒領到工資；她一氣之下將僱主的一部手機藏起來，準備回頭自己用。沒想到這部手機居然是價值6萬多元的天價手機，據此，鄭州管城區法院一審判決張蕓犯盜竊罪，處有期徒刑10年，並處罰金2萬元。此案引發熱議。

　　盜竊他人財物，理當嚴厲追究法律責任，但這其中，也存在一個量刑適當的問題。

　　依刑法的規定，盜竊“數額特別巨大”的，可處10年以上徒刑。據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盜竊公私財物價值3萬到10萬以上的，為“數額特別巨大”。而張盜竊手機價值6萬元，法院據此認定張的盜竊數額已達到“特別巨大”，處以10年重刑。這種貌似在法條上鬥榫合縫的判決，果然公正嗎？

　　首先，是手機的估價問題，也就是這起盜竊案的案值。涉案的Vertu手機雖然是高端機型，但電子産品的折舊很快，目前這部手機還值那麼多錢嗎？

　　其次，法律的嚴謹，不等同於冷漠、機械，更不是説法律應背離世事人情。張蕓在僱主一個多月沒發工資的情況下，錯誤地想到了偷僱主一部手機“補償”自己，這種“盜竊”的主觀惡意相對較輕，社會危害也較小。這種“盜竊”跟慣偷入室盜竊、公共汽車上的扒手明顯不是一回事，在量刑上也應有所區別。

　　而且，張蕓是一名農村婦女，在她的印象中手機只是一兩千塊錢的東西，與拖欠她的44天的工資基本相當，包括筆者在內有多少人之前知道一款手機能價值數萬元？反過來説，張只是用不正確的手法，要回與自己工資相當的財物，如果知道那部手機價值幾萬，可能不會下手。本案屬刑法理論所謂對犯罪對象的“認識錯誤”，對張的處罰因依據其偷手機時的主觀認識———她的犯罪故意只及于她以為的“那個值一兩千塊錢的手機”。

　　正義不是僵硬的，所以還有“校正的正義”，這樣才能避免因為有限的法律條文無法涵蓋形形色色的現實案件，造成事實上的不公平。所以，刑法規定：“犯罪分子雖然不具有本法規定的減輕處罰情節，但是根據案件的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這才真正體現寬嚴相濟，刑罰得中，避免激化社會矛盾。

　　所謂“正義”，無非是給予一個人應得的賞罰。保姆偷竊僱主，顯然違法，應予懲罰；但僱主拖欠工資在前，而天價手機也明顯超出了一個保姆的認知範圍，這些因素應體現在判決的權衡中。正義，絕不是機械地拼裝法律條文。

　　袁伊文（媒體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