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檔案

　　厲莉，女，漢族，1978年8月生，中共黨員，北京市房山區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長助理。 2002年2月，厲莉登記成為一名造血幹細胞志願捐獻者。自此之後，她始終信守這份承諾和責任：2007年，厲莉傾力幫助一名身患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的患者；2009年，得知患者病情復發後，她再度為其捐獻。厲莉曾榮獲全國“三八紅旗手”、全國優秀法官、北京市先進工作者、首都道德模範等榮譽稱號。

　　厲莉心聲

　　“是否願意捐獻，是我5年前應該考慮的問題。既然已經成為志願者，我就不能反悔。”

　　“這件事情不需要考慮。兩年前，我無法眼看著一個陌生人死去；兩年後，我怎麼能對熟悉的妹妹見死不救？”

　　“人只有為別人做點事情，才能證明自己的價值。我希望能把這些感悟帶到工作中，讓自己多做點實在事。”

　　脫去黑色法官袍，日常生活中，厲莉是個愛美的姑娘。

　　她的電腦中擁有數十個存放照片的相冊文件夾。格子衫、碎花裙、俏皮的小禮帽……照片中的厲莉美麗，時尚。

　　在所有照片裏，她最喜歡的是一張闔影：一位身材高挑的女孩挽著她的胳膊，親切地倚在她肩膀上。在二人身後，是上海朱家角寧靜的河面。

　　“她就是桑桑，曾經兩次接受我造血幹細胞移植的姑娘，已經去世兩年多了。”看著照片，厲莉有些感傷。

　　2002年2月8日，大學畢業後不久，厲莉決定：正式成為中華骨髓庫的一名志願捐獻者。

　　“這不是一時衝動的決定。在我5歲時，一位遠房表姐就因白血病去世了。”據她介紹，“她的小名和我一樣，也叫‘莉莉’。因此在她離開後，她媽媽每年都會來看我，每次都哭個不停。”

　　這位母親的眼淚讓厲莉知道：“白血病”是個可怕的名詞。

　　“所以，在我開始獨立生活、能夠自己做決定後，我第一時間就想到了捐獻造血幹細胞。”厲莉説，“起初我並沒告訴家人。從小到大我都很聽話，但這次我不希望他們影響我的決定。”

　　在成為志願者之後5年裏，厲莉都未遇到配型合適的患者。

　　“這段期間，我又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放棄當時從事的軟體項目管理的工作，重新回到遼寧大學學習法律。”她説，“在大學畢業前，我都是乖乖地按照父母的想法生活，但這並不是我喜歡的人生。”

　　2007年，厲莉不顧家人勸説，辭去了穩定的工作，重新回到熟悉的校園。

　　“記得4月的某一天，我正在自習室復習考研，突然接到了中華骨髓庫打來的電話。工作人員通知，我與一位患者配型成功了。並且我是唯一與她配型成功的志願者，讓我慎重考慮是否願意捐獻。”她回憶道。

　　挂斷電話後，厲莉很快決定捐獻。“是否願意捐獻，是我5年前應該考慮的問題。既然已經成為志願者，我就不能反悔。當時我在想，我是她唯一的救命草，一定不能讓她失望”。

　　初步配型成功後，厲莉進一步接受了高分辨檢測。“幸運的是，在10個檢測位點中，我與患者竟有9項指標契合。此時，工作人員再一次鄭重地詢問我‘是否捐贈’。這次，我根本沒猶豫就説‘願意’”。

　　9月19日起，在北京307醫院，厲莉連續3天接受了動員劑注射，以增加體內幹細胞數量。22日，醫生開始正式採集。

　　“連續兩個早晨，醫生都會在我左右手臂各插入一根細管。血液通過抽取、循環，最後分離出幹細胞成分。”厲莉説，“聽起來很嚇人吧，其實一點也不可怕。我考慮清楚要做的事情，為什麼會害怕呢？”

　　事後據醫生介紹，兩天內，厲莉接受的血液循環總量相當於她體內總血量的4倍，並最終提取了278毫升成分血。

　　“你看，我左手腕這兒只留下兩個芝麻大的小包。再説，即使不捐獻，新陳代謝也會消耗這些成分的。”她輕描淡寫地説，“當時我就是感覺身體有些發麻，但過一會兒就好啦。”

　　捐獻後第二天，這個倔強的女孩便匆忙趕回了遼寧。“我沒時間休息，還得準備考研呢。而且我也沒覺得自己做了件多偉大的事兒，直到10月6日我接到了一個電話。”她説。

　　那天，厲莉接到了桑桑姑媽打來的電話。“按照捐獻規定，1年之內我是不應該和患者見面或聯絡的，所以當時我也感到很意外。”她回憶道，“桑桑姑媽在電話裏激動地告訴我，桑桑手術成功了，她們全家人都很感謝我。那一刻，我第一次覺得自己做了件挺了不起的事兒。”

　　但是對於桑桑家人的邀請，厲莉還是選擇了拒絕。

　　“不僅是因為規定，更重要的是我不希望他們對我充滿感激和客氣。我不是付出者，幫助別人的同時我也得到了很多。”厲莉説，“但之後，桑桑隔三差五就會給我發信息。有一次，她對我説，‘姐，今天我從無菌病房搬到了8樓的普通病房。陽光照在身上的感覺好舒服呀。等身體再好些，我很想和你見見面。’”

　　“她的話裏充滿了真誠和孩子氣，讓我很難拒絕。2008年6月，我在上海見到了她。”她説。

　　在厲莉眼中，桑桑是個非常漂亮的姑娘。“她看上去特別健康。那天天氣很好，我們一行5人來到了朱家角。我和桑桑在那裏合了張影，就是我最喜歡的那張照片。”她説，“當時我們都以為她一定會健康地活下去。”

　　然而，2009年3月，厲莉突然得知：桑桑的病情復發了。

　　“知道這件事後，我立刻趕去上海，準備和她進行二次配型。”厲莉説。

　　當時，醫生曾經建議厲莉慎重考慮：如果決定捐獻，那麼她的生子計劃至少需要推遲兩年。

　　“可我覺得，這件事情不需要考慮。兩年前，我無法看著一個陌生人死去；兩年後，我怎麼能對熟悉的妹妹見死不救？”她説，“只是，即使我們都盡了最大的努力，桑桑還是離開了。”講到這裡，厲莉的眼中已滿是淚水。

　　“這段經歷讓我體會到一個道理：人只有為別人做點事情，才能證明自己的價值。我希望能把這些感悟帶到工作中，讓自己多做點實在事。”厲莉説。

　　如今，厲莉已經是北京市房山區人民法院民二庭的庭長助理。

　　工作時，穿著法官袍的她，威嚴中難掩一股倔強之氣。“我希望自己能做個好法官。當法官最滿足的時候，就是看到大家帶著問題來，高興地離開。”厲莉説，“其實我始終是個‘乖乖女’。只是對於應當堅持的事情，我無法選擇放棄。”

（編者注：本文原載于中國青年報，時間為2011年6月20日，轉載僅為提供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