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銹還是塊好鐵

　　請看一封激動人心的來信吧！

　　這是一位曾經失足的青年，聽了電臺關於朱伯儒事跡的廣播後，寫給武漢空軍領導的：
　　“武漢空軍首長，你們好！你們收到這封信會奇怪。我是失足青年，一九八二年

月到過武漢，掏過一個解放軍的錢包，又是他救了我。他的所作所為，深深地感動了我。我總想知道他的名字。他沒有告訴我。今年一月十日中午，我在吃飯，打開收音機，偶爾聽到電臺廣播的他和我的一段經歷，事情真實，還不夠全面。為了説明不夠全面，我把他送給我的筆記本寄去。我萬分感激這位親人，他把愛送到我心上，並請您們告訴他，黃不會辜負他的希望，一定讀好書，説好話，做好人，辦好事。”

　　信中講的那個解放軍同志，就是朱伯儒。

　　那天，朱伯儒在電車上抓住那個正在掏他錢包的青年時，從這個青年驚恐和羞赧的神情中，朱伯儒感到這個青年還不是個慣偷，於是他擋住了一些群眾憤怒的拳頭。朱伯儒認為，拳頭不能清除這個青年心靈上的污垢，應該用真誠的情感去打動他，用革命道理去説服他，使他幡然醒悟。他把這個青年領到自己家，給他做飯吃，找些革命書籍給他看，同他談心，教育他改邪歸正；朱伯儒上班的時候，還把家裏的鑰匙交給他，使他感到一種真誠的愛和信任。這個青年在朱伯儒家住了三天，臨走的時候，朱伯儒給他買了一些年貨，再給他一些錢買書，還在送給那個青年的筆記本上留言，再次用共産主義思想激勵他。

　　這段感人至深的留言寫道：“小黃，這兩天來，看到您進步很大，我真為您高興。我希望您改邪歸正，重新做人，不怕別人看不起，就怕自己不爭氣；路是人走出來的，關鍵要靠自己闖，願您振作起來，生活的含義，就是前進！

　　希望你回去後，多幫助家裏、社會上做些好事，有空讀些書，……要是老病復發，那是危險的，遇事要好好想一想、想想我們的革命前輩。‘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後來人。’後來人是誰？不就是我們嘛！先烈們為了革命，為了共産主義事業，頭都可以不要，難道我們還有什麼缺點錯誤改正不了？只有傻瓜才會第二次掉進同一個糞坑。請您記住：不愛護別人，就是在毀滅自己。振作起來吧，前進，再前進！”

　　朱伯儒覺得，青年是祖國的未來，是共産主義事業的接班人，關心他們就是關心黨的事業。他常説：“青年人好象一塊鐵。鐵有時也會生銹，把銹除掉，還是一塊好鐵。每一個共産黨員，都要做好‘除銹’的工作。”

　　有一天，朱伯儒收到曾經得到過他幫助的青年王美林來信。信上説：“我在愛情上受了騙。我等了她三年，可她把我拋棄了。我準備走一條絕路……”

　　朱伯儒讀了這封信，非常焦急，連忙給小王寫了一封長信。信發出後，朱伯儒仍放心不下。一天晚上，他開完會回來，聽到鄰居家傳齣電影《刑場上的婚禮》的錄音，立刻聯想到王美林在愛情上的波折，於是又連夜提起筆來再給小王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周文雍、陳鐵軍兩位共産黨員為了革命，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才在刑場上宣佈了自己的婚禮。他們對青春、愛情、幸福的態度是何等的高尚……同志啊，先烈們的鮮血不僅為我們青年一代換來了今天的幸福生活，也告訴我們青年同志：‘人為什麼活著，人活著為了什麼！’願您在這張莊嚴的試卷上，填上鮮紅的答案。”

　　朱伯儒建議小王去南京雨花臺看看，“想想千千萬萬為國捐軀的革命烈士，再想想自己。”隨後，又給小王電匯了四十元，作為路費。

　　讀著朱伯儒的來信，王美林既感動又慚愧。他收到了朱伯儒寄去的錢，但沒有去南京，，卻來到武漢找朱伯儒沉痛檢查了自己的錯誤。

共産黨人要象一塊不銹鋼

　　“我們共産黨人，要象一塊不銹鋼。保持不易生銹，不易被腐蝕，關鍵是增強自身抵抗力。”

　　朱伯儒寫給一個青年的這段話，也是他自己的實際行動。他一心為國為人民，從不利用職權謀私利。

　　豫西山區工地指揮部隨著工程的結束即將解散，不少人趁機拿公家的木料為個人打櫃子，做箱子。幾位好心的木工師傅見朱伯儒什麼傢具也沒有，就給他做了兩個櫃子、一個箱子，抬到他的住處。朱伯儒説：“這是公家的東西，我不能要。”請師傅們抬了回去。

　　工地指揮部價撥給每個幹部一隻大木箱，每只收兩元錢。這是夠便宜的。但這個便宜朱伯儒就是不揀。有人説他“太死心眼”。朱伯儒説：“這是貪國家的便宜，我不要。”

　　五年前，朱伯儒是背著一個揹包上工地的，五年後，他還是背著一個揹包離開工地。

　　朱伯儒被提升為空軍某油庫管理股長、副主任後，地位變了，而且又負責管錢管物，但他從不用自己的職權謀取特權。一事當前，先替群眾打算。油庫按成本價撥一些傢具，朱伯儒一件也沒買。有的同志問：“怎麼，你不需要？”朱伯儒説：“不是我不需要，是有的幹部還沒有啊！”

　　有一次朱伯儒的表哥給他帶來四塊進口表，説是給他家四個人一人一塊，還説要給他買一部進口彩色電視機，都是便宜貨。朱伯儒一樣也沒有要。他對表哥説：“你這些東西沒上過稅，不合法，再便宜我也不要。”他還教育表哥不要做這些違法的事。朱伯儒常説：“作為一個共産黨員、領導幹部，工作上要高標準，生活上不要有過高的要求。不然就是給你高樓大廈，你也會覺得虧了你，甚至會伸手去拿不屬於自己的東西。”

　　朱伯儒原來只是個普通的行政十九級幹部，薪金並不多。他和愛人平時生活上克勤克儉，沒有購買什麼優質傢具，也沒有添置什麼像樣的衣物，兩個孩子穿得也很樸素。但當他們看到群眾有困難時，就慷慨地把平時節省下來的錢，幾十元、幾百元地送給那些急需用錢的人。

　　朱伯儒説：“錢本來就是黨和人民給的，拿出一點給人民群眾解決困難，是應該的。”

（本文原為新華社消息，時間為1983年7月28日，轉載僅為提供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