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深夜，陣陣雷雨驚醒了熟睡的朱伯儒。他連忙起床四處查看，發現炊事班放糧食的倉庫漏雨，當即叫醒炊事班的同志，和他們一起把糧食搬到別的地方。搬完糧食，渾身都濕透了。朱伯儒的舊病復發，胸悶、咳嗽，吃不下飯。愛人催他去復查，他也不去，照常沒日沒夜地工作。一天，朱伯儒七歲的小兒子兵兵見到油庫袁政委，湊在袁政委耳朵上神秘地説：“袁伯伯，我爸爸三天沒吃飯了！爸爸不讓説。”袁政委一聽，眼淚止不住滾了出來，歉疚地説：“我沒有盡到責任啊！”他撫著孩子的頭説：“好孩子，回去吧，伯伯知道了！”

　　第二天，朱伯儒被送進了醫院。

　　朱伯儒入伍以來，在平凡的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績。當人們讚揚他時，他説：“作為一名黨員，關心黨的事業，首先就要做好本職工作。”

不忘還有困難的群眾

　　在本職工作上，朱伯儒是個盡心盡責的幹部，但他覺得，作為一個共産黨員，光做到這點是不夠的。他算了一筆帳：我們黨有三千幾百萬黨員，約佔全國總人口的二十五分之一。每個黨員至少要關心和團結二十五名群眾，這是最起碼的。

　　十年動亂破壞了人與人之間那種親密友愛的關係。朱伯儒卻象一塊炭火，燃燒自己，溫暖別人。而且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做下去。他看到一些群眾生活比較困難，就象看到自己的父母兄弟在受苦一樣，總是盡力幫助他們，關心他們的生産和生活。當群眾遇到危難時，他挺身而出，捨身相救，曾在武漢東湖跳進冰冷的湖水，救起一個落水青年；曾在隧道塌方的危急時刻，奮不顧身地把民工推出險境；曾在旅途中熱心照顧一位突然犯病的華僑老太太，使這個在海外生活多年的縫紉工感受到了社會主義祖國的溫暖……

　　一天，朱伯儒上街辦事，看到一位年輕的農村婦女，抱著一個不滿周歲的小男孩在武漢兒童醫院門口哭。朱伯儒想，人不傷心不落淚，便走上前問：“你在這裡哭什麼呀？”

　　這個叫周想雲的婦女哭著説：“兩個月前，孩子發高燒，後來腿也伸不直了。在當地醫院沒治好，就來到武漢兒童醫院。每個星期從孝感坐火車來著兩次，治了一個多月，也沒見好。今天來得晚了點，連號也沒挂上……”

　　站在一旁的丈夫沈東高説：“我們就這個寶貝兒子，看孩子病成這樣，一家人都哭了！”

　　朱伯儒想：“他們這麼遠帶孩子來看病，真不容易啊！我應當幫他們一下。”他想了想，便領著這對夫婦到一家醫院小兒科，向醫生講了他們遇到的困難，請醫生給孩子作了仔細檢查。醫生説，孩子應當住院治療，朱伯儒又幫助辦了住院手續。

　　住院期間，朱伯儒和他愛人又幾次去看望周想雲和她的孩子。

　　經過一個多月的住院治療，孩子的腿好了。這對年輕夫婦打心眼裏感激朱伯儒，今年春節抱著健康可愛的孩子，乘火車專程到武漢給朱伯儒拜年。

　　被朱伯儒幫助過的，何止一家兩家！

　　一九七七年三月的一天，朱伯儒發高燒正在家休息。他聽説患有肺結核的臨時工胡仕元突然大口吐血，連忙撐著虛弱的身子趕到工地，把昏迷的小胡抱在懷裏，連聲呼喚：“小胡，小胡！”小胡睜開眼睛看到朱伯儒，不禁淚如泉涌。朱伯儒把小胡背上汽車，背上火車，直奔三百里外的醫院治療。下了火車，車站離醫院還有三里路，附近找不到一輛接送人的車子。怎麼辦？朱伯儒毫不猶豫地背起小胡，艱難地向醫院走去。走著走著，小胡又吐起血來了。殷紅的鮮血帶著污穢吐了朱伯儒一身，又腥又臭，嗆得朱伯儒一陣陣噁心。然而，朱伯儒沒有放下背上的小胡，沒有停下步子，一步一喘地行進著。有誰知道，這時朱伯儒因高燒，已是兩餐粒米未進了。伏在朱伯儒背上的胡仕元昏迷過去又甦醒過來。他看見朱伯儒一步一喘，汗如雨下，哭著説：“朱隊長，你讓我下來自己走吧！”

　　“沒關係，小胡……”朱伯儒吃力地回答了一聲，咬咬牙繼續向醫院方向挪動。

　　為了搶救一個年輕的階級兄弟，朱伯儒就這樣走完了這艱難的三里路程。

　　經過十個多月住院治療，胡仕元病癒了。出院那天，朱伯儒替他付了短缺的二百元醫療費，又把一百五十元錢和一百斤糧票塞到他手裏，説：“這錢是你的工資，這糧票是組織上給你的補助。”事後小胡才知道，那些錢都是朱伯儒送給他的。

　　有一次，小胡不解地問朱伯儒：“現在有些人就想‘巴結’權勢，而我窮得這樣，你卻‘巴結’我，我有啥值得你‘巴結’的呢？”

　　朱伯儒回答説：“我是共産黨員，我有這個責任啊！”

　　共産黨員，這個閃閃發光的稱號，從此更深刻地印在這個青年臨時工的心坎上。今天，胡仕元談起這段往事，心情還是那麼激動，他説：“從朱伯儒身上，我看到了黨的光輝形象，看到了人民軍隊的形象，感受到了我們社會的溫暖。”

　　朱伯儒常常做了好事不留名，從不同別人談起，有不少事連他愛人也不知道。他幫助湖北棗陽一位名叫王明春老人的事，是在五年之後才被人知曉的。

　　那是一九八○年四月，這位老人病重了，把兒子叫到床前説：“孩子，我活在世上的時間不長了，有件永遠難忘的事你記下來：一九七五年八月，我去部隊探望你。回家的路上，在安陽火車站突然胸痛昏倒，渾身發抖。是朱參謀送我進醫院檢查。醫生説，是胃出血，要住院治療。朱參謀給我辦了住院手續。因為出血多，要輸血。醫生叫先付二百元錢。我身上帶的錢不夠，正在難過、焦急。朱參謀對醫生説：‘他是我的親人。我是“O”型血，輸我的吧！’醫生同意，就從他身上抽了三百毫升血輸到我身上。不要忘了，至今我血管裏還有朱參謀的血。他整整服侍了我三天。我出院，是他付的住院費和藥費，又親自把我送回家。事後還幾次給我寄藥和紅糖。要不是朱參謀，我可能早不在人世了……他眼下在哪？要找到他，要向部隊領導反映，説我在九泉之下也忘不了他……”

　　王明春老人的兒子輾轉找到了朱參謀。他正是朱伯儒。原來誰也不知道的這段往事，就這樣傳開來了。

（本文原為新華社消息，時間為1983年7月28日，轉載僅為提供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