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汪正年和彭雙芹剛剛得知女兒患上重病 王辰攝

汪正年夫婦背著小女兒下山治病 趙涵漠攝

汪正年夫婦在家中 趙涵漠攝

　　天還沒亮，屋裏只有一隻燈泡帶來的昏黃光線。24歲的妻子彭雙芹攤開一件粉紅色的小棉襖，仔細地放在火盆邊烘去潮氣，然後把它穿在不滿半歲的女兒身上。32歲的丈夫汪正年蹲在門口，呼嚕嚕地吃著一碗清湯麵條。

　　這是正月十五的清晨。農曆新年的最後一天，貴州省銅仁市石阡縣的這個家庭卻沒什麼過節的味道。汪正年將熟睡的女兒放進背簍，又蓋上一層花毛毯。隨後，他從臥室裏取出家中最後一筆錢——4張百元紙幣，小心翼翼地展平，放進自己破舊的黑色錢夾。

　　汪家小女兒名叫“樹琳”，出生沒多久，就被查出患有重度地中海貧血。如果不能獲得有效治療，她很可能在幼年夭折。

　　這種需造血幹細胞移植才有可能根治的病，徹底打垮了這個脆弱的農民工家庭。為了“或許能更多報銷”的醫療保險，在廣東肇慶打工的汪正年夫妻帶著女兒回到大山裏的老家。幹細胞移植的花費是“天文的數字”，眼下，樹琳只能靠輸血暫時緩解病情。每個月兩三次輸血，要耗掉1000多元，這個家庭很快就被一袋袋的鮮血拖垮了，“像水洗過一樣”。

　　隨之垮掉的，是汪正年“很大的願望”。自打16歲小學畢業後，他就離開寨子，進入城市打工。這個80後如今會用手機發微博，能説一口流利的普通話，也會在與人道別時用英語説一句“Bye-bye”。他曾經夢想著攢下一筆錢，買一輛屬於自己的汽車，開個傢具廠，“這輩子不用再給別人打工”。

　　但眼下，汪正年明白，他離自己的夢想越來越遠。一家人的日子，可能就這樣被困在連汽車也無法開到的寨子裏，“過一天算一天了”。

　　上午8點，夫妻倆背著女兒出發了。山路在懸崖邊上，一些地方僅有雙腳寬，一路都是陡坡。再穿過佈滿石頭的河灘，經過龍川河，然後，他們才能擠上半小時一趟的小公共汽車，最終到達縣醫院。

　　冬雨下了一整夜，他們的鞋子很快就被黃泥糊住了，山路上只有兩人“吧唧吧唧”的腳步聲。

　　殺不起豬的新年

　　汪家祖祖輩輩都住在山裏。從山腳望上去，人們看不見藏在大山褶皺裏的寨子。而從汪家的院子望下去，是一層又一層山坡，山腳寬闊的公路看起來就像條白絲線似地挂在盡頭。

　　汪正年夫婦和兩個女兒，與60多歲的父母住在一起。那是一間上世紀80年代蓋起的老房子，青黑磚墻填滿了木頭框架。“現在，沒人修這種房子了，家家都要修磚房。”汪正年站在院子裏説。他頭髮蓬亂，深藍色西裝外套上的灰泥撣也撣不掉。

　　去年10月底，樹琳被確診為重度地中海貧血。因為時不時就要送孩子去醫院，汪正年已經沒法在離他們村10多公里的縣城找份穩定的工作。而如果只是守著田地耕種，農作物的收成僅能維持寒酸的日常生活。

　　這個打得一手好傢具的年輕人開始“賣力氣”。

　　從貴陽通向石阡的高速公路正在山下不遠處施工，這意味著原本8個多小時的路程可以大大縮減。有時，天還沒亮，汪正年就和親戚們約在村口，去高速路做一天零工。他學著砌邊溝，或者與人合力抬走1000多斤的石頭。

　　“都是肩扛的活，特別累。”這個身高只有1.6米的男人説。不過，一天做上10來個小時，他能賺到80元錢。有時，縣城的小裝修隊找他去做臨時工，一天也能賺上75元。

　　可並不是每天都能等來這樣的活計。閒時，汪正年就隨母親走進梯田。地里長著蘿蔔、娃娃菜和豌豆尖。他們將三四十斤青菜放進背簍，擠上清早6點的小公共汽車，在農貿市場鋪個小攤，以每斤1.5元的價格賣出去。

　　可是，只要女兒發病，這些用力氣換回來的錢，就會迅速流進血袋，輸進奄奄一息的樹琳體內。

　　這個家，越過越衰敗了。曾多次到汪正年家採訪的上海記者劉行喆還記得，去年春節前，夫妻倆從肇慶趕回老家，還沒上山時，就接到老母親打來的電話，“水都燒好了，你們一回來就殺豬。”

　　殺年豬，這可是他們一路上念叨著的事，更是農村喜慶的大日子。

　　但今年，為了給樹琳治病，豬早在過年前就賣掉了。今年的年貨只有一條魚，以及稍有富餘的親戚們送來的幾塊臘肉。

　　在此之前，他們已經很久沒有嘗到肉的滋味了。自打樹琳帶著病回到寨子裏，整個家就像是“被掏空了一樣”。平日裏，他們只能在黑黢黢的灶上燒沸一鍋水，燙起豌豆尖，舀一小勺豬油和辣椒就成一餐。

　　臘月裏，1月8日一大早，同寨滿叔家殺豬，汪正年帶著3歲的大女兒藍玉過去幫忙。戴著紅帽子的藍玉站在一旁目不轉睛地看著，還問道：“爸爸，我們家什麼時候殺豬過年？”

　　年輕的父親不知道該怎樣回答女兒。回到家，他拿出別人送的舊手機，發了一條微博：“我什麼時候才能給爸爸、媽媽、小孩這樣的幸福？我也是在盼望這一天啊！可是怎麼沒有。”

　　女兒出生前，很多人相信她是個“有福氣”的孩子

　　2月6日，正月十五，上午9點多，汪正年在縣醫院挂上了號。兒科診室裏擠滿了哭鬧的嬰兒和焦急的家長。這會兒，被彭雙芹抱在懷裏的樹琳倒是很安靜，她瞪著眼睛打量著四週，直到一個“白大褂”走近才“哇”一聲哭鬧起來。

　　彭雙芹知道，女兒“怕死了”穿白衣服的人。每個月，他們都要為她抽血化驗和輸血治療。輸血的六七個小時裏，針頭都得插在這個白胖娃娃的額頭上。沒有病床可供休息，彭雙芹和丈夫只能坐在走廊裏的椅子上，輪流抱她，喃喃地哄著她。

　　正是這個女兒的誕生，讓全家陷入了絕境。但在樹琳出生前，很多人都相信她是一個“有福氣”的孩子，她甚至還曾是一部紀錄片裏“未露面的童星”。

　　去年春節前，來自上海《東方早報》的一個攝製團隊準備為騎摩托車回家過年的農民工拍攝一部紀錄片。

　　曾有評論者用“令人動容的長途跋涉”形容這艱難的歸家旅程。10萬名農民工，帶著老婆孩子和年貨從異鄉啟程，騎著摩托車奔向故鄉。廣東肇慶境內的321國道上，一天中就會有超過7000人的摩託大軍經過。

　　2011年1月24日從肇慶出發的汪正年，只是這10萬人中極其普通的一個。在過去一年多裏，他在建築工地攪混凝土，彭雙芹則在鞋廠車間裏做工。他們與另外兩戶同鄉一起，準備騎三輛摩托車回家過年。

　　這將是一趟長達1350公里的旅程。

　　直到紀錄片完成後，汪正年才告訴跟拍的記者，他載回家的，並不只有妻子、一年多攢下的7000多元積蓄和一個鼓鼓囊囊的紅色旅行袋，同時還有妻子肚子裏剛剛孕育了兩個多月的小生命。

　　這對年輕的夫妻還記得，突然發現的懷孕並沒有讓他們改變原定的回家計劃。擺在面前的現實不容許他們選擇更安全的旅途：如果乘坐長途客車，兩人要花掉1000多元；而騎摩托回家，只需不到300元。

　　除了肚子裏的孩子，在老家，大女兒藍玉已經兩歲多了。

　　藍玉在肇慶出生，但7個月大就被送回石阡。家裏沒有電話，每週兩次，60多歲的奶奶抱著孫女到更高坡上的堂嫂家，等著汪正年把電話撥到這裡，短暫地聊上幾分鐘。

　　“非常想念她。”年輕的父親有些哽咽，“希望回去的時候她長高點，會叫爸爸媽媽了。”他露出了嚮往的笑容，可同時，淚水也涌到了眼眶。

　　但他們並不後悔自己的選擇。如果將藍玉留在肇慶，就意味著雙芹要放棄鞋廠的工作和一份並不豐厚的收入。他們心裏存著很多長遠的計劃：盡力多賺錢，先把結婚時辦酒席、嫁粧欠下的4萬元債還清，節儉著過日子，將來就可以攢錢接藍玉到教學質量更好的廣東上學。“書讀得多些，女孩將來做工、生活都容易些。”汪正年説。

　　可就在他們離家的日子裏，藍玉曾溜出祖母的視線。那次，一隻滾燙的燒火鉗被碰掉了，燙在小女孩的臉上。褐色的疤痕如今仍像個洗不掉的印記，長在藍玉的右臉上。

　　為了多賺錢，前一年的春節他們並沒有回家，也沒有看見孩子。

　　不過，2010年是一個好年，他們還清了債務。“心裏特別高興嘛，可以看父母和小孩了。”在紀錄片裏，汪正年説起家鄉時，高興得笑出了聲。

　　帶著他們的全部積蓄，和一個仍在母親體內的小生命，他們終於要回家了。

　　娘胎裏的漫漫險途

　　但這是一段極其危險的旅程。他們將從白天騎到黑夜，從這個國家的富庶之地區騎到貧窮的山區，從平坦的公路騎到積雪結冰的盤山道。

　　汪正年比任何人都清楚路途的危險。在以這趟旅程公里數為名的紀錄片《1350km》中，他對著鏡頭笑了一下：“家裏人只是盼望著你今天出發了，後天就到家了。但自己卻還不知道後天到不到得了家。”

　　在回家的10萬人裏，有人不幸死在了這條路上，也有人到家時整整瘦了13斤。汪正年載著妻子和還未出世的女兒，他知道自己得更加小心。

　　出發前，侄子送給他一個“低音炮”和一個MP3。汪正年興致勃勃地下載了幾首“提精神的歌”，比如《財神到》、《上海灘》。可這震天響的音樂快要讓孕婦雙芹煩死了，“耳朵差點聽爆了”。

　　不過，吵鬧的歌聲並沒有伴隨旅程太久。氣溫越來越低，兩邊的樹枝已經挂上白色的冰挂，就連頭盔上也結滿冰碴，汪正年不停地抬起手蹭著鼻涕。在結冰的路面上，他們不停地摔車。音箱很快就被摔得沒了聲響，隨後，為過年特意買的新衣服也被劃出了口子。

　　如今，人們很難從這部紀錄片中看出，被羽絨服包裹得嚴嚴實實的彭雙芹懷有身孕。但每到摔車的“那一分鐘”，汪正年就會猛地擔心一下。一路上，孕婦雙芹已經數不清自己多少次摔在冰面上。

　　當發現妻子靠在自己背上睡著時，汪正年擔心地停下車。

　　“不要睡著了，哎？”他回身敲了敲妻子的頭盔，“咋個樣？咋個樣？餓了是不是？”

　　彭雙芹並沒有回答，但她睜開了眼睛。摩托車又繼續前行了。

　　開著汽車一路跟隨他們的記者魯海濤還記得，前面的3輛摩托車“沒完沒了地迷路”。他們沒有GPS導航，甚至沒有一張地圖。他們手裏只有一個筆記本，其中一頁被翻捲了邊兒，那張紙上記錄著路線圖——從肇慶到石阡要經過的地區，上面絕大部分都是錯別字。

　　到了離家只有90多公里的羊場鎮，雪下起來了，氣溫已經低至攝氏零度以下，摩托車幾乎只能滑行，妻子們伸長雙腳、蹚著地面，試圖為車增加點阻力。但這條路還是太危險了。同行的堂哥將妻子送上了60元一位的大巴車。但彭雙芹卻不願坐大巴，“那路難走的，陪在他身邊才安心。”

　　原定行程三天兩夜，最終在不斷的迷路和摔車中被延長為五天四夜。

　　到家前，汪正年扯掉了臟兮兮的裹鞋布。在縣城的市集上，他買了兩斤包裝漂亮的糖果。然後，他費力地將摩托車推上坑坑洼洼的山路。

　　已經一年多沒見的女兒藍玉被奶奶拉著，站在泥濘的小路上等爸爸媽媽。她怯怯地看著眼前彭雙芹伸出的雙手，轉回頭走了。

　　回到家，汪正年“怕媽媽心疼”，絕口不提路上的辛苦與危險。他笑呵呵地告訴母親，“我開摩托車，很高興，一點都不累，到處可以看世界。”但背地裏，他哭了。

　　那時候，覺得未來很簡單，想有點什麼，都會有的

　　為了迎接二女兒樹琳的降生，汪正年和彭雙芹決定暫時留在老家。

　　這倒並非一個無奈的選擇。儘管離開老家僅僅一年多，但汪正年驚喜地發現自己就快“分不清東南西北了”。

　　電話裏父母常常提到的高速公路，正在緊張施工中，“以前覺得山區高速很難通，可現在感覺一下子就要修好了”。八一大街上的木板房如今都變成了磚房，縣城裏“連十幾二十層的樓都有”。在他們開著摩托車經過的一個路口，甚至架起了過去只在肇慶見過的紅綠燈。

　　他並不知道，在某個傍晚，這個“交通要道”曾有失水準地雙向同時亮起紅燈。石阡的變化，讓汪正年感到有希望：“如果有穩定的工作，我也想留在這裡，照顧父母和孩子。”

　　一切看上去都很順利。他很快就在縣城謀到了份工作——在傢具廠噴漆。剛開始，月薪1500元。因為他幹活賣力，工資很快又上調了200元。對於汪正年來説，“這待遇挺不錯”。他僅有小學學歷，儘管曾專門學過做傢具的手藝，但小時候放鞭炮炸斷了左手兩根手指，在肇慶的大廠裏，總是剛到體檢這關就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