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生活中的道德模範

　　道德模範其實都是普通人，他們在照亮別人、為了實現道德理想付出了巨大的辛勞和代價時，也面臨著難言的困難

　　近年來，各地在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增強公民道德教育中，推出了一批先進典型和道德模範。作為踐行核心價值觀的引領者和示範者，他們是全社會尊崇和學習的對象，發揮著“撥亮一盞燈，照亮一大片”的作用。

　　然而，《瞭望》新聞週刊記者最近在對滬、渝、皖、吉、陜等地採訪時發現，在鮮花和掌聲背後，有的模範在照亮別人、為了實現道德理想付出了難以想象的辛勞和代價甚至生命時，自己卻面臨著精神或物質上的困難，在為生活和健康發愁。

　　尋找志同道合者

　　2011年12月4日是週日，從早上開始吉林市保民律師事務所律師修保的電話就響個不停。修保是吉林市律師協會會長，吉林省道德模範，不久前獲得第三屆全國道德模範提名獎。十幾年來，他依法為普通人維權，無償為企業及下崗職工、農民代理經濟案件、勞動糾紛案件幾十起，為國家挽回經濟損失10億多元，平息上千人次的上訪十幾起。修保出名後，很多群眾慕名前來。“忙得經常連飯都吃不上，實在太累了”，修保説。

　　在修保看來，比累更難受的是孤獨。他説，現在律師不算少，僅吉林市就有500多名，但是肯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為“沒錢、沒人、沒用”的社會底層做公益服務的人卻不多，“有的一開口就是上萬元的代理費，沒有錢就走人。”“北京等地的大律師，能不能犧牲一點個人時間，做一點公益？為國家分點憂、為老百姓解點難？”修保這樣問道。

　　共産黨員、安徽企業家余竹雲也有一種孤獨感。這位“中國好人”長期從事慈善事業：為農民工在商品房小區樹雕像，為的是“以後農民工可以告訴他的孩子，這是爸爸蓋的小區”；為服刑人員子女設置改造獎勵基金，為的是“服刑人員可以告訴家人，這筆錢是我認真改造掙來的合法收入”……他在安徽企業家群體中喊出“企業家要成為社會矛盾緩衝器”的口號，可是尚未引發共振。

　　“在我周圍的富翁中，我被視為‘另類’。”他盼望黨組織能夠在企業家群體中開展價值觀教育。“這個群體現在為什麼會出現一些頹廢現象，主要原因是信仰的缺失。有的企業家已不能稱為財富擁有者，只能稱之為‘貨幣擁有者’，因為一個人的財富既包括貨幣也包括精神。”余竹雲這樣説。

　　重慶飲食行業協會會長劉英，因長期堅持誠實守信經營，近來獲得重慶市第三屆道德模範稱號。她説，為了解決食品安全問題，自己的餐飲企業十多年來堅持對每天購進的菜品進行農藥殘留等檢測，絕對不用來路不明的食用油。可由於尚缺乏法律和行業剛性約束，對於有的企業的失信行為，劉英無奈地表示，自己也只好“獨善其身”。

　　“道德模範”同樣是普通人

　　“不要寫我的名字，否則我的麻煩更多”，年前本刊記者在一家大型國企採訪一位道德模範時，他這樣解釋。

　　因為“為國爭光，展現了當代産業工人的氣概和榮光”，他當選為全國勞動模範並獲得第一屆全國道德模範提名獎。然而，本刊記者見到他時，他的情緒卻有些低落。自從出名後，關於他的負面傳聞似乎越來越多，“我説的每句話、做的每件事都要受到評頭品足。有時無意中説的某句話就被斷章取義揪住不放”。面對莫名的傳言、苛責的眼光，這位模範不解地説，“我只是一個靠自己的雙手和技術生活的普通人，我只想好好幹活，好好生活。”

　　這樣的尷尬也發生在2005“感動中國”人物洪戰輝身上。他帶著撿來的妹妹艱難求學12年，因為貧困下的執著一夜之間成為全國80後的一個青年楷模。然而成名後關於他的爭議不斷，如“賣書提成”、“草原訂婚”等，批評他高調、唯利是圖，甚至連女朋友為他買一件衣服也被質疑。他在自己的博客中寫道，“自從成了模範我感覺自己反倒成了弱者。話不敢説，事不敢做，權不敢維……任何人都可以用道德的名義要求我去幹活，但是卻很少能關注到我的生活。”他不明白，憑自己雙手掙錢有什麼錯？“如果道德要和貧困、苦難畫上等號，那道德還有什麼意義？”

　　奧運火炬手、2008年感動中國人物金晶一直為“模範為群眾講課是否都應該免費”的問題糾結。一般來説，社會上邀請她去講課，她不會主動要錢，對方給就給，不給絕對不會要。但是有時候她並不高興，因為有的社會組織和單位是強迫她去免費上課、免費交流的。“模範也是人，也有自己的個人空間，也要養家糊口。”金晶認為，講課費的存在，關鍵不在錢的多少，在於給予模範一種價值上的尊重和肯定。國外的模範人物，比如澳大利亞的一個殘疾運動員耐克給人講課，基本每場都會有講課費。

　　金晶説，“道德模範在當選前，其實都是普通人，一旦評上後就有了各種道德約束。有時確實覺得‘喘不過來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