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奢侈品行業在過去幾年一直以20%以上的速度保持增長，在經濟危機發生的2008年和2009年也一直如此。英國諮詢公司OC&C預計，中國奢侈品市場的規模將在明年增至120億美元，將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一位的奢侈品消費大國。

　　但奢侈品，這個刻上了時光價值的“稀有，無用，昂貴”之物，在中國，已經由權力階層的專屬，一轉身變成了中産階層的消費狂歡。不單是原來的貴族和商業富豪在使用奢侈品，中國的中産們也以穿上或者擁有一個奢侈LOGO為榮。奢侈品在中國走過了什麼樣的路徑？奢侈品在中國的未來是從消費到製造，還是由炫耀變低調？擁有奢侈品，僅僅是身份的區別，還是可以賦予更多的含義？

　　奢侈中國，是中國另一面的當下。

　　中國：一步跨進奢侈的門

　　奢侈品是他們試圖證明價值的工具。這些人喜歡購買，但更關注折扣。他們還沒有富裕到毫不關注價錢

　　2009年冬天，北京國貿地鐵站。人流涌動中，一個年輕女孩挎著Gucci包匆匆坐上地鐵。她的背後，是Gucci今年新挂出的巨幅時尚廣告。

　　在中國，年輕女孩挎著Gucci或者LV包坐地鐵，不再是罕見的事。穿梭在城市地鐵裏的上班族，已可以與棕櫚泉豪宅裏的富太太們擁有同一款奢侈手包。

　　這個冬天，或許是奢侈品與中國內地消費者最為貼近的一刻。

　　10月，畢馬威《中國的奢侈品消費者：追上潮流》報告顯示，過去兩年間，中國消費者對奢侈品牌熟悉度增加，認識的品牌平均達到60多個，北京和上海消費者認識品牌的數目分別是70.5個和73.3個。

　　與之對應的，是近年來奢侈品消費總額在中國暴漲。2004年，中國奢侈品消費總額（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統計）僅為20億美元；而至2009年11月，這個數字（據全球戰略諮詢公司貝恩統計）可望變成96億美元。

　　而普華永道則更加樂觀。他們預測，到2015年，中國將會成為全球奢侈品的最大買家。

　　一個奢侈品消費的大國正在誕生。是誰，創造了這些消費數據，社會名流，杜拉拉們，還是大富豪？

　　洪晃，崇拜工藝與細節

　　社會名流，看起來是奢侈品理所當然的消費者。

　　洪晃，章含之的女兒，文人章士釗的外孫女，12歲被外交部送往紐約學習，1984年畢業于美國紐約州瓦薩大學。現在，洪晃是《iLOOk 世界都市》《青春一族》《名牌世界樂》三本時尚雜誌的出版人，並經常以社會名流的身份，出席各類時尚晚宴和社會活動。

　　她對經典奢侈品牌瞭如指掌，搭配套裝的愛馬仕絲巾，迪奧的馬鞍包，香奈爾的口紅，她甚至還能介紹優秀的設計師，比如蒂凡尼的西班牙設計師Elsa Peretti。

　　但她自己買的不多。洪晃最想擁有的一套衣服，是香奈爾的經典套裝。她也關注每年路易威登發佈的限量包。和所有女人一樣，洪晃對高級珠寶著迷。“但你知道，它太昂貴了。但不買也可以欣賞，去享受它價值的一部分。”

　　“很多人覺得奢侈品是為了讓人看，實際上不過是自己的享受。”洪晃覺得，一件奢侈品最重要的，是需要讀懂它的工藝和意識。當她拿“那麼薄的骨瓷碗吃飯”時，飯還是一個味兒，碗也沒有什麼特殊的功能，但“你的姿態會不一樣，感覺會不一樣，包括你咬飯的嘴都會不一樣”。奢侈品，就是將生活每一個細節品味到極致，用洪晃的語氣説，“就是矯情。”

　　真正的奢侈品之道，在洪晃看來，就是“品味”的內涵。這種東西，可以感覺、觸摸，但很難表達。比如，洪晃喜歡的福建肉松、精緻旗袍和茉莉花，這都是外婆喜歡的東西。“品位一定和生活相關。我外婆很講究。我們家的肉松，每次都找福建的一個師傅現做，外婆的旗袍沒多少款式，但她非常清楚哪件是哪個裁縫做的，每一件的針腳都要考究。”

　　最為特別的，是外婆最愛的茉莉花。當時北京有一個張師傅，人們都知道張師傅的茉莉花是最香的。每天一大早，張師傅派徒弟送一筐子茉莉花過來，外婆就先挑一朵別在旗袍上，作為她的香水。

　　“對於我來説，從小看著外婆的講究，覺得生活應該是這樣的。”洪晃説，“ 當然，這些都是在文革前。”革命的時尚就是實用，洪晃認為這是當下很多人難以理解奢侈感受的原因之一，“文革那時候出的椅子，不可能有曲線、有雕花。絕對就是能夠坐人的一個椅子而已。”

　　接觸作為現代意義上的奢侈品牌，則是在洪晃大學畢業以後。在上個世紀末的美國，洪晃用800美金買了第一個香奈爾經典棱格包。“對於我來説，這是一個天文數字啊，但我太想要了。少女時期遇到文革，心裏那種公主勁兒完全沒揮發出來，香奈爾就是給我大小姐的感覺。”

　　洪晃説，那時候不懂工藝，什麼都不懂，也不知道什麼奢侈品品牌，真正了解還是等到進入時尚行業之後，“越是簡單的東西，工藝與設計越是高明”。

　　她在一些品牌的參觀活動中，看到歐洲人所信守的工藝和精緻，比如像Birkin Bag的嚴格工序，陀飛輪腕錶的幾百個零件等等。

　　2009年，洪晃到卡地亞參觀鑽石的切割與鑲嵌。這次難得的機會使得洪晃拿著小本子去記錄每一個生産的細節。最讓洪晃感動的是拋光師。拋光師負責把珠寶的坐件在鑲嵌之前拋光，其中一個老師傅幹了23年。“他的工作，就是把一根棉線穿進要鑲嵌珠寶的眼裏面，把鑲嵌之後根本看不見的地方也都擦得賊亮。”

　　“你拋光的部分以後誰也看不見，不覺得浪費時間嗎？”洪晃問這位師傅。老頭看了她一眼説，“一個東西看不見，不説明不存在。上帝在呢。”

　　洪晃崇拜這個23年如一日的老頭。洪晃告誡現在的奢侈品消費的年輕人，“不用等著誰來告訴你什麼是工藝，這個沒用的。需要熏陶，需要感受。”

　　2008年奢侈品消費在中國大行其道之後，《穿Prada的女魔頭》也成為風靡話題。有人問洪晃，是否會成為中國的“時尚女魔頭”？洪晃説，魔頭一定要有自己獨特的聲音，“以前人家説我是文化人我就高興，説我是時尚人物我就皺眉頭。現在我想開了，我就是時尚人物，但是要做魔頭，我還需要更多的行業知識。”

　　“杜拉拉”階層的夢想

　　洪晃買到第一個香奈爾包是在1984年。20多年後，奢侈品在中國內地的消費者已經不再出身名流階層。2009年初，洪晃在《ILOOK》雜誌上説，“世界是平的，我們的符號是名牌。你是愛馬仕男，我是香奈爾女，而我們大家，都是路易威登包。”

　　洪晃三教九流的朋友都有，這些朋友對奢侈品的態度並不一致。洪晃的媽媽章含之，以及洪晃的大部分朋友，特別是文化人，包括張永和、劉索拉對某一種奢侈品都有特定偏好。張永和喜歡山本耀司的服裝設計，劉索拉喜歡香奈爾的化粧品，母親章含之喜歡路易威登鞋。

　　但這些文化人之外，洪晃還有很多都市中産階級朋友。這個群體現在已經漸漸成為中國奢侈品消費的中堅力量。

　　一本叫做《杜拉拉升職記》的書，生動記錄了這群都市階層。他們被包裹在一種叫做生存法則的東西中，生活中除了職場競爭，就是生活壓力和人生困惑。他們不停地打拼和追逐，只為了在這個社會上爭得一席之地。

　　奢侈品是他們試圖證明價值的工具。這些人喜歡購買，但更關注折扣。他們還沒有富裕到毫不關注價錢。洪晃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記者，“我有一個朋友能夠告訴你，買ROLEX最好去曼谷，比內地、香港都便宜些。我也不知道她怎麼算出來的，但是真的很精。”

　　Amanda Ma就是那樣“精”的一位。她看重某種奢侈品牌的設計與價格，但購物渠道不是大的購物中心，而是機場免稅店、託人代購甚至網絡購買，更關注直營店舖的打折信息。“你要知道，購物的愉悅感很快就會過去，我必須得確定它物有所值。” Amanda 説。

　　至於為什麼要擁有它， Amanda認為，在高檔寫字樓工作，無法回避酒會就像無法回避朝九晚五。為禮服配上的鞋，一定要是Manolo Blahnik或Ferragamo，“你沒有一件大牌，寫字樓的人們會覺得你是不是‘太年輕’？”

　　Amanda感覺自己“被潮流趕著向前走”，一旦停下來，就會顯得與這個繁華都市格格不入。在上海地鐵，穿梭著精緻衣著的“杜拉拉”們帶著路易威登、香奈爾或是古馳，而北京五道口城鐵站的安檢機，則為女士們準備了塑料袋。一位安檢人員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記者，“每天遇到很多這樣的情況，她們擔心安檢機的履帶弄臟了名牌包。”

　　Amanda開始想不清楚，“路易威登”算是經典還是隨眾？

　　洪晃説，“這是天然的困惑，杜拉拉們與奢侈品有著天然的矛盾。”

　　奢侈品的概念隨時代變化。奢侈品對精緻工藝有一種神聖化的追求，這種理想在歐洲從18世紀開始，二戰以後逐漸破滅。“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人們認為手工是人類文明的一部分。當機器時代來臨，人的手工貶值，人們覺得機器比人做得好，針腳也密，産量也高。”

　　“杜拉拉”們伴隨著工業時代與跨國公司而産生。他們與工藝沒有聯絡，也沒有感覺。這時候，他們消費的是創新。洪晃認為，“他不只是看這個手工有多好，重要的是看設計，一個新的款式。奢侈品的設計經典，但也隨著生活形勢而改變。以前女人的包都很小，現在的包越來越大，是因為女人需要的東西越來越多，要放化粧品，甚至一個上網筆記本。”

　　這是眾多奢侈品牌能夠在新的環境下持續其魅力的原因。“儘管欣賞工藝不再被人們推崇，但它們確實更為貼切地進入了大眾的生活。”清華大學經管學院教授李飛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奢侈品的大部分消費者是中産階層，他們不必要都懂工藝，也買不起頂尖奢侈品，可能買個錢夾、一個包或一條絲巾。這些入門産品，滿足了普通人想要體驗奢侈的夢想。”

　　Amanda擁有的第一件奢侈品是一瓶No.5香水。她有時候甚至會略微有些驕傲地自嘲，“買不起豪宅，嫁不到精英。但是我能穿著NO.5香水入睡，就像瑪麗蓮夢露一樣。”

　　富豪的符號

　　不管中産對奢侈品有多麼鍾情，真正消費起奢侈品來，大手筆的始終還是富有的人。胡潤“2009富豪消費價格指數”報告中説，中國內地的頂尖奢侈品消費群體中，資産在1千萬元人民幣以上的有82.5萬人，身價過億的則有5.1萬人。另一份《2009中國千萬富豪品牌傾向報告》則顯示，豪華車、手錶和珠寶等奢侈品，大部分都在富豪的消費名單上，而這些消費，受經濟危機的影響並不大。

　　“周圍鄰居不是開奔馳就是開寶馬！你要是開一日本車，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這句曾經的電影臺詞，如今是大陸富豪的生活寫照。但2009年新上映的某部電影卻試圖告訴大眾，“開寶馬奔馳那是暴發戶，你得有點品”。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奢侈品似乎與暴發戶劃上了等號。洪晃説，“至少存在一些有錢人，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會那樣買東西，花起錢來簡直讓我目瞪口呆。”

　　這些讓洪晃“目瞪口呆“的富豪，消費行為隱含在這些數據中：2005年上海國際頂級私人物品展，7000名大富豪創造了2億元銷售額，部分富豪當場決定購買；2008年國際頂級私人物品展， 1萬多名來自京津唐、東北和山西等地的富豪參觀， 60家國際頂級品牌參展，展出超過300件稀世珍品，其中超過1/3的展品為首次在中國乃至亞洲地區亮相。為保持高端私密的風格，展會不向公眾開放，僅面向受邀VIP。至於成交金額，則至今沒有對外公佈。

　　從這些神秘的消費行為中，可以毫無保留地劃分出地位和等級。羅福塞爾在《class（階層）》一書中説，在西方，歐洲的皇室貴族血統成員是“看得見的頂級階層”，而各個企業主是“高級階層”。一般傳統奢侈品牌，向來由皇室貴族首先進行引導消費，而“有産階級”也會“以擁有奢侈品牌而虛榮”。

　　在中國，這種寬泛的“虛榮”被加倍放大。英國《經濟學人》最近説，“日本人曾經被認為是最盲信的消費群體，而現在中國人大有取而代之的趨勢。他們接受那些並不十分了解的知名品牌，並以自己的理解去消費它們。”

　　“我覺得這個理解不是説你非得是什麼貴族，你喝了三年的紅酒，都喝不出感覺來？”洪晃認為，剛開始，奢侈品消費也許是為了地位、虛榮等因素，但人的品位不可能永遠停留在這裡，“人都是在一個學習的過程當中。當你在品味它，你就建立了生活和這個物品的直接關係。”

　　一些奢侈品公司也希望建立這樣的關係。Gucci為中國消費者準備了概念店，公司首席執行官Patrizio di Marco認為，“越來越多的中國高級品牌消費者正在四處尋求時尚權威和‘意大利製造’所代表的工藝品質保證”。

　　江詩丹頓則在淮海中路的公館內為頂尖客人打造會所。他們每年會舉行為數不多的VIP活動，包括酒會與鑒賞活動，規模不大，每次僅有20多人。

　　江詩丹頓的店舖佈置有書櫃，裏面放著關於鐘錶歷史與工藝的書籍，還有從瑞士帶來的製表工具。會所二樓專設了修表間。Alexandre Kerguen是從瑞士來中國的第一位製表師，每天大概有5位客人找到他。Alexandre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記者，來修表的客人，都是半個專家，“一開始他們只是買點什麼東西，要這個，或者那個，後來他們開始跟我談論鐘錶，談論時間。”

　　中國奢侈品的市場路線圖

　　奢侈品在中國市場的起步與盛況，與中國零售業的發展相輔相成

　　2009年11月，全球戰略諮詢公司貝恩在上海發佈《全球奢侈品市場報告》，報告稱，2008年中國奢侈品市場規模約為86億美元，而2009年可望增至96億美元。普華永道則預測，到2015年，中國將會成為全球奢侈品的最大買家。

　　籠統而龐大的奢侈品消費人群對面，站著更多清晰的面孔。他們是奢侈品公司、代理商、貿易公司、五星級酒店、百貨公司、購物中心和中國商業逐步開放的條款與文件。

　　“這是消費者和商人們共同創造的市場，”清華大學經管學院教授李飛説，“奢侈品在中國市場的起步與盛況，與中國零售業的發展相輔相成。”

　　從600元外匯券的領帶開始

　　中國的奢侈新貴們有很多理由記住上世紀70年代末。1979年，皮爾卡丹（Pierre Cardin）受邀在北京的民族文化宮舉辦了僅限專業人士參加的服裝表演，8個法國模特和4個日本模特，為中國的“美學開放”走了第一場show。

　　奢侈品牌的震撼由此開始。1980年代，夢特嬌、鱷魚、老人頭、花花公子相繼到來，人們腦子裏開始有了“品牌時裝”的概念，它迅速吞沒了幾十年來的藍布色調，服裝製造廠也開始依葫蘆畫瓢追逐時尚，各色服裝店還挂上了“某某時裝”的牌子。

　　此時的大洋彼岸，伴隨著經濟繁榮與美國消費主義興起，原本專為王室與世襲貴族等上流社會服務的奢侈品，有了更為廣泛的市場。1985年，世界富豪伯納德阿諾特以1500萬美元的價格買下了正苦苦掙扎的克裏斯汀迪奧（Christian Dior），成為金融資本介入傳統奢侈品家族企業的標誌。此後，LVMH，歷峰、PPR等大集團逐漸形成，奢侈品消費開始在全球範圍蔓延。

　　當時，奢侈品集團盯準的對像是美國與日本。在中國，只有香港和內地沿海的貿易公司零星經營奢侈品牌，一些品牌甚至通過走私進入中國內地上流社會，真正知道這些品牌的人並不多。從事國際旅遊行業的Anne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記者，“1989年朋友送了路易威登的包，我看著顏色老氣，轉手送給了保姆。當知道它價格奇高之後，才從保姆手裏要了回來。”

　　直到1990年代，依託有外資背景的五星級酒店，奢侈品才登堂入室進入中國的主流社會。北京王府半島酒店依照香港半島酒店購物廊的模式，將酒店的地下一、二層辟為精品廊，開始出售高檔商品。1991年8月8日，傑尼亞在精品廊開設了中國第一家奢侈品直營店，購買的人必須使用外匯券（FEC）。當時從事酒店行業的張朝陽女士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那時候，出入五星級酒店的不是外賓，就是有地位的人。”

　　開業當天，張朝陽陪同英國朋友買了一條領帶，600元的外匯券。“貴，但是很特別。當時的店員告訴我們，傑尼亞的領帶必須用自己的係法，這樣，別人一看就能辨別出品牌來。”

　　更具備辨別特徵的顯然是路易威登的獨特LOGO。1992年，路易威登也在“王府地下”開設了中國內地第一家專賣店。1993年，巴寶莉在上海希爾頓酒店出現身影。

　　不斷壯大的市場

　　“引進路易威登等大牌直營店是一種政策上的試水。”清華大學經管學院教授李飛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按照當時中國的法律規定，禁止外商在中國設立公司，也不能直營店舖。大多數西方奢侈品牌，在中國都經過了先代理、後合資，再逐漸獨資的過程。

　　1995年之前，由於外資品牌不能在中國合資連鎖發展，代理商在奢侈品公司和中國市場之間，扮演了橋梁的角色。這些代理公司多數以地區授權的方式開辦新店，或是在百貨商店設立專櫃。1999年之後，外資持股比例放寬，可以超過51%；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承諾2005年全面開放。

　　在外資品牌轉變的過程中，兩個文件扮演了核心角色。

　　第一個文件誕生在1996年。當年，外經貿部發佈《關於設立中外合資對外貿易公司試點暫行辦法》，奢侈品公司在中國的註冊地逐漸從香港轉移到內地，但多數集中在上海。1997年，傑尼亞在上海設立貿易公司，此時張朝陽成為其公關部經理，她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記者，“主導傑尼亞進入中國市場的，是當時日本公司的CEO木通口一郎，這個精明的日本老頭看到了中國市場的巨大潛力，並不滿足於開幾個小店面。”

　　第二個文件在2004年。這一年的6月1日，中國兌現加入WTO承諾，《外商投資商業領域管理辦法》實施，外資品牌不再受開設連鎖專賣店的限制，“實際上奢侈品公司一直想自己獨立做，”李飛説，“他們相繼收回代理權，大舉鋪開直營甚至是旗艦店。”

　　Gucci公司向《中國新聞週刊》提供的資料顯示，其1997年進入北京王府飯店，2001年在上海時代廣場又開了一家店舖，而2004年新開店數量增加了3家，2006年為4家，2007年為7家，2009年截至11月新增數量增加9家。

　　2008年金融危機後，全球奢侈品消費增速正在大幅下滑。香奈爾集團因此裁員200人，佔員工數1/10；法國高級定制時裝品牌Christian Lacroix申請破産保護；英國奢侈陶瓷公司 Waterford Wedgwood申請破産保護，美國私人投資公司KPS收購其全球部分資産，包括香港子公司。

　　而中國卻很快成為奢侈品的避難天堂。2009年11月，Wedgwood第七代傳人Thomas Rowland Wedgwood借品牌誕生250週年的機會第二次來到上海，邀請VIP客戶在恒隆廣場享用英式下午茶，親自為客戶講解英國陶瓷的歷史與工藝。Thomas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記者，“中國是個非常重要的市場，這也是一個重要的時機。”

　　零售市場諮詢公司Husband Retail Consulting的數據顯示，2009年底前，還將有近300家頂級店舖在北京開業。而上海2010年世博會開幕前，至少還有十個頂級奢侈品牌將在淮海路開張旗艦店。

　　多家機構發佈的數據表明，中國奢侈品行業近年來一直保持20%以上的增長速度。李飛認為，“儘管這些都是部分調查數據，沒有人能得出準確的統計結果，但至少我們能看到，奢侈品牌對中國市場的熱情。”

　　不僅是數量，奢侈品牌也打起了“面積戰”。2008年9月，銀泰中心愛馬仕（Hermes）店開幕，其全球首席執行官Patrick Thomas到場為新店進行剪綵。這是愛馬仕在中國內地面積最大的專賣店，342平方米。2009年6月，Gucci在中國的第28家店面——1600平方米的新旗艦店開幕于上海金鷹國際購物廣場。與之隔街的是位於恒隆廣場的普拉達(Prada)專賣店，佔據了臨街兩層的位置。

　　“奢侈品戰略的核心就是零售，開旗艦店，爭地段，要形象。” 意國時尚總裁嚴峻涉足奢侈品研究，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記者，開店的地段能説明品牌的實力，也能説明他們對這個市場的重視程度。

　　從百貨到購物中心

　　與奢侈品市場在中國的發展相伴的，是中國零售業的發展。李飛説，“富有階層的擴大，奢侈品需求增加，為百貨商店提供了發展空間。一方面五星級酒店的專賣網點並不便利，另一方面百貨商店由於其他零售業態的擠壓，也需要向高檔化發展。當時中國高檔百貨還出現了一種新的經營形式：聯營，即並非按照商品品類陳列，而是按照品牌來陳列的。歐美的豪華商店除了對路易威登外，沒有這樣變通過，而在中國，奢侈品牌有這樣的‘特權’。”

　　1992年，燕莎友誼商城在略顯荒涼的京東北落成，天價商品迅速在富人圈中打開名聲。1993年，燕莎友誼商城實行合資，成為國內第一家開業的中外合資零售商業企業。新光天地購物中心副總經理龐琨，當時任燕莎商城市場經理。她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合資的活力比當時很多國營百貨商店強，我們開始引進一些國際品牌。”

　　“麻煩的是遇到1993年國內經濟疲軟，我們頂了很大的壓力。”龐琨説，“零售業本來就沒有接觸過多少外國東西，消費環境也不像現在。”

　　燕莎與當時另一家高檔百貨賽特還引發了一場媒體大爭論。1993年2月，《經濟日報》發表《賽特你太離譜了》一文，指責賽特的價格“貴得太離譜”。3個月後，《北京晚報》則以《燕莎、賽特也許不太離譜》回應。剛跨入市場經濟門檻的零售業，面臨觀念之爭。

　　儘管如此，奢侈品牌與代理商仍大手筆租下店面和櫃臺。1993年6月，上海的伊勢丹百貨也高調開業，全面引進高端進口化粧品牌，香奈爾就是在這裡開設了第一個化粧品專櫃，至1998年，迪奧、愛馬仕、阿瑪尼 Armani、古馳Gucci等品牌相繼試水中國市場。

　　通過零售，消費者最初接觸到的，可能是一瓶香奈爾香水，一副迪奧的太陽鏡。這些入門産品成為中國市場的熱銷品，人們進不了五星飯店，總買得起一瓶真正的品牌香水。這就是奢侈品貼近大眾的“香水法則”，以此培養出大量潛在消費者。

　　但奢侈品市場真正的發展，最終依賴於奢侈品旗艦店的誕生。2000年以後，一種新的購物方式在中國興起，上海的中信泰富、恒隆廣場，北京的新光天地、銀泰百貨陸續開業，淮海路、國貿、大望路等商圈也逐漸形成。這些優良地段大都為奢侈品牌所包攬。

　　龐琨説，“不是我們要刻意推什麼品牌，這是市場的天然選擇。無論在燕莎還是在新光天地，我們零售商想的只是讓中國的消費者拿到世界一流的商品。”

　　到每一個城市去

　　一些奢侈品牌在全球的大秀，一個國家只選擇一個城市，在中國，則幾乎是上海和北京兩個城市同時舉行。嚴峻認為，“更大的趨勢是，奢侈品零售店面已經向新發展起來的富裕城市蔓延。”

　　大城市不再是富裕的代名詞。2009年，胡潤百富在上海發佈《2009中國千萬富豪品牌傾向報告》指出，中國52%的富人生活在北京、上海以外的城市，二、三線城市居民對奢侈品的消費能力也越來越高。2007年後，奢侈品在中國發展最快的不是北京、上海，而是成都、哈爾濱、大連、重慶、西安、無錫、溫州、寧波等二、三線城市。

　　與一線城市相比，二、三線城廣告、人力、運營成本更低，同類比較更少，中産階級群體穩定，利潤空間也更高。而傑尼亞進入中國之初就沒有忽略青島，江詩丹頓也在寧波開設了旗艦店。歐米茄的旗艦店更是開往了鞍山。GUCCI的30家店面中，有20家在二、三線城市，他們認為，“在三至五年內，中國將形成全新的城市格局。”

　　“大城市市場的消費者已經很成熟，開始挑剔品牌風格與服務，對價格也更敏感，”龐琨説，“我們已經提供了與歐洲幾乎零時差的商品，但因為高關稅造成的價格差，一些客人到店裏來就是看看價格和款式，然後選擇國外或香港代購。”

　　隨著中國旅遊業的快速發展，很難統計有多少內地人選擇海外購買奢侈品。據國家旅遊局統計，2007年，中國出境旅遊4095萬人次，居亞洲第一位；2008年出境總人次數為4584.44萬，比2007年增加11.9%。AC尼爾森的調查顯示，中國出境遊購物消費每年達30多億美元，且有上升趨勢。

　　LVMH旗下的DFS全球免稅店經營眾多奢侈品牌，在北京、上海設有辦事處，但客戶並不受地域限制。張朝陽從傑尼亞公司離開後，成為荷蘭GASSAN鑽石駐北京首席代表，“我們在內地暫時沒有店舖，在荷蘭的總部每年接待數量可觀的中國遊客，他們可能來自中國任何一個城市。”

　　她們，將“中國製造”刻在奢侈品上

　　西方的奢侈品工業以家族傳承的方式發展，但在中國，多數工藝的創造者，沒有被世人提升到其應有的藝術地位和産業地位，也沒有形成個人的品牌和家族産業

　　幾乎在中國成為奢侈品消費大國的同時，一些諮詢機構建議中國企業“選擇合適的銷售渠道及媒體傳播方式，精準的人群定位，打造個性化的奢侈品品牌”。

　　當奢侈品的消費逐漸成熟，一國的奢侈品消費就會漸漸由模倣到製造。上個世紀的意大利、美國和日本，都曾經有過相似的路徑。

　　中國很少的一些人，正在成為這樣的定義者。他們中有的人，堅持要走二十年的設計之路，有的則身居鄉野，精細打磨一個現在還不為人知的品牌。他們的名字，並沒有淹沒在打造品牌的浮光掠影中。有人説，中國第一代的這批人，註定要成為中國奢侈品産業的鋪路石。

　　郭培的夢想

　　郭培，高級成衣定制商，北京玫瑰坊時裝有限責任公司創辦人兼總設計師。從1997年5月開始創辦玫瑰坊時裝有限公司至今，郭培的高級成衣訂制之路已經走了整整十二年。在此之前，郭培曾是天馬服裝公司的設計師。

　　2009年11月02日，中國國際服裝周在北京舉辦。郭培在服裝周上演繹了她的“極繁主義”設計。這場名為“一千零二夜”的服裝發佈會，以極精細的手工組合飾物與皮草，完全掩蓋布料，一反時尚界流行的現代風格。設計的奢華繁複中，郭培對細節的追求幾乎到了極致，“發佈會上大家看到的所有刺繡，一針一線，都是我們自己做的。中國古代服裝的輝煌刺繡讓我感動，成為了我做高級時裝的堅持。”

　　郭培迷戀中國手工藝，但她並沒有拿著“中國元素”做文章。在她眼裏，“中國元素”是中國的成功，但設計師的成功與任何元素並沒有太大的關係。

　　郭培的設計生命始於1980年代。那時候的中國，服裝設計還在摸索中成長。郭培向美院的老師學素描、畫人體解剖，向技校的老師學裁剪、製版，成為了第一批科班出身的服裝設計師。1996年，她首次舉辦個人時裝發佈會“走進一九九七”，英國《ELLE》雜誌介紹了這位中國設計師的作品。一年後的1997年，她創辦了北京玫瑰坊工作室，走進了高級服裝定制行業：“工業化帶來千篇一律，追求個性化與高品質成為奢侈的夢想，而手工藝術是時裝殿堂中最後一片凈土。”

　　高級成衣定制是奢侈品中最能讓人直接感受到尊貴禮遇的消費之一。嚴謹的設計流程，由一對一的專屬設計到六次試裝的量身剪裁，為滿足客戶需求不厭其煩的改動，都是高級成衣訂制必須遵循的法則。能稱得上高級定制的服裝，無不是時間與心血、才華與工藝的共同造就。

　　“但高級定制在中國剛剛起步，它是慢慢成長的市場，因為最初大家把高級定制理解為一種服裝加工，我們只能堅持用作品解説兩者的差異。”

　　中國工業化以來，人們將手工製衣普遍視為落後。郭培認為，如今的社會，人應當是越來越受到尊重的，人力也是如此，“很少有人能夠真正的坐下來一針一線，完全靠生命的付出，靠時間的付出去創造一種價值。”

　　這種價值感，正是奢侈品的要義之一。吉爾利波維茨基在《永恒的奢侈》一書中評價，奢侈品更多的是一種“做”或者“讓人做”的方式，意味著人們對人力創造的接受與尊重。

　　慢慢地，人們開始接受高級定制的價值。新世紀以來的近十年，郭培也漸漸成為廣受歡迎的高級定制設計。社會名流、企業精英、影視明星成為了郭培的客戶，春晚的大部分禮服也由郭培打理。國際星章子怡還曾穿著郭培設計的禮服，參加奧運聖火採集儀式與格萊美頒獎典禮。

　　“社會名流、明星和老闆們，可能更有定制服裝的需要。我們的客戶大部分是他們，和市場的接合面很小，還沒有得到大眾的認知。”郭培説。

　　2009年中國國際時裝周上，郭培獲得最佳女裝設計師獎，李小燕、楊紫明等中國設計師的作品也讓人驚艷不已。中國國際時裝周則承擔了這樣的使命：不斷傳遞中國時裝的各種符號信息，以及傳達中國需要更廣泛顧客的信號。中國不僅需要欣賞者，還需要更多理解奢侈品符號的消費者。停留于代工時代的中國服裝業，也希望重現當年意大利米蘭服裝製造的奇跡。

　　1951年，意大利時裝商人Giovanni Battista Georgina舉辦了意大利第一場時裝成衣發佈會。這場發佈會像一個宣言，預示著意大利的米蘭，不再是法國服裝業的手工大作坊，而成為自己就是中心的時尚之都。之後20年，意大利誕生了Pucci、Missoni等一大批成衣設計師和Max Mara、Giorgro Armani、Granni Versace、Gucci、Prada、Fendi等著名品牌。

　　“全球金融危機中最好的消息，莫過於中國設計師也開始抬頭了，”洪晃説，但當前的政治與商業環境並非支持他們，“國家對創意産業的資助永遠不可能落實到他們頭上，國家的錢喜歡給機構。而中國的富人希望雇傭幾個設計師，按照他們的指點去設計，這樣的合作往往很短暫。中國的時尚媒體也是外國品牌主宰，好不容易介紹一個中國設計師，他們也會問，你覺得你是中國的Marc Jacobs嗎？我就是我，我是其他誰啊？”

　　“每個人的創造都獨一無二，”郭培堅持著自己的高級時裝定制，“我所做的事情，不過是通過奢華的視角，去叫醒那些忽略了欣賞，對完美視而不見的眼睛。”

　　沈然的回歸

　　相較于玫瑰坊的盛開，沈然的Manito皮具手工作坊剛剛萌芽。但她並不覺得自己弱小，“西方的大牌，他們最開始不也是一個家庭手工作坊嗎？”

　　出身於設計專業，沈然的皮具沒有“翻版”，但最令她最著迷的還是穩定的工序。一張鋪著老地圖的工作案，記錄著每件手工皮具至少要經過的十道工序：設計圖樣，製版，選皮料，剪裁，粘貼，劃線，打孔，縫合，打磨，上膠。沈然追求每一道工序的完美。她會根據款式反復挑選皮料的厚度與顏色，不厭其煩地打孔縫合，就算做出成品後看不到的地方，她也會精細的藏好線頭。皮邊的打磨，沈然也堅持純手工，用砂紙一點一點打，不同角度打上三四遍。

　　現在也有磨邊的機器，但沈然不用，她認為把機器摻到任何一道工序裏，所有的工序都沒有了意義。沈然認為，手工皮具的魅力在於品質的穩定，在於手工藝師所傾注的時間與生命，“一個手工藝人花大量時間和精力製作的東西，使用者也能用一生的時間去享受這種穩定。”

　　沈然當然希望買走皮具的人們能欣賞它。但她並不能控制別人，也不想，所以只把東西賣給喜歡它的人。她也希望顧客知道，他們買走的不是一個冷冰冰的商品，總有一個人在背後為它負責。沈然將自己的皮具定義為奢侈品，純手工製作和一對一服務，“皮具磨損很正常，都可以拿回來保養。每個大包的價格在3000元以上，但我的購買者還不是太有錢，價格再高他們難以接受。還有一些人覺得再添些錢，就能買到國際大牌了。”

　　在追求效率的社會，這樣的手工藝人確實很難養活自己，但她相信這個方向。四年前北京還沒有手工皮具的圈子，沈然想找一些書、一些資料非常難，後來日本、歐洲的皮具雜誌大陸都有了，北京做手工皮具的人也有了一些，她還認識了寧波等地的朋友，包括進口皮藝工具的老闆也跟著他們成長起來。沈然逐漸覺得這是個事業，她想或許還能是一輩子，一直做到敲不動為止。

　　沈然將愛馬仕作為自己的標桿，“我最大的希望是去歐洲，成為愛馬仕的工坊學徒，他們的學徒五年內不能獨立做一個皮包，只能打雜，但這五年可能相當於我在這裡的十年。”

　　愛馬仕對手工的堅守是許多手工藝人的驕傲。1837年，蒂埃利愛瑪仕在巴黎創立了以自己姓氏為名的馬具品牌，當時的馬具當然是手工藝品。進入20世紀之後，大工業的批量生産席捲了人們的一切生活之時，手工的傲慢與意義，一點點地水落石出，它成了奢侈的必經之途。

　　沈然執著的同時，全世界都在為尋找這樣手工藝人而煩惱，尤其是站在時尚産業尖端的人們。清華大學經管院教授李飛認為，“工藝對於奢侈品的重要，不僅在於傳統，還在於皮具需要優秀的工匠，高級時裝需要優秀的打版師，高級珠寶也離不開優秀的鑲嵌師。”

　　20世紀20年代，巴黎有大約30萬名手工工匠，繡工就有1萬人。當高級定制讓位於批量成衣，手工作坊工匠數目驟減，到新千年，巴黎的刺繡工只剩下不到200人。2002年香奈爾公司收購了著名的Lesage刺繡坊被，而總計收購了近十家家族式作坊的香奈爾公司也被公認為最聰明的角色。

　　中國看到了“復興手工藝”的契機。2008、2009年中國國際時裝周中，傳統工藝受到多家服裝品牌的推崇，NETIGER還特別推出“中國傳統工藝與現代服飾”結合的主題。在NETIGER2009“國色天香華服大典”高級定制華服發佈會上，總設計師張志峰攜手兩位古稀老人微笑出場，一位是曾為皇家製作龍袍的緙絲世家之第五代傳人王嘉良，另一位是將幾近失傳的緙絲工藝再次復興的緙絲大師王玉祥。

　　西方的奢侈品工業以家族傳承的方式發展，但在中國，多數工藝的創造者，他們的技藝雖然通過師承的方式得到了延續和發展，但他們本人卻隱沒于“乾隆禦制”或“江南織造”之中，沒有被世人提升到其應有的藝術地位和産業地位，也沒有形成個人的品牌和家族産業。當中國成為奢侈品消費大國，擁有的是沿海大規模的成衣製造工廠，和世界奢侈品品牌高級製造及高檔原料採購大國的身份。

　　起點在1994年，以手制旗袍為賣點，中國第一個奢侈品牌 “上海灘”(Shanghai Tang)招攬了12位自20世紀初就以精湛縫紉手工而聞名的上海裁縫師傅。隨著2005年11月上海灘第19家專賣店在日本東京開業，這個在香港出生的服裝品牌，已經在全球13個國際大都市開設了專賣店，這其中包括時尚之都紐約、倫敦和巴黎。

　　2006年跨入成衣行業的玫瑰坊擁有300名繡工，而“東北虎”也擁有緙絲、蘇繡、雲錦等工藝，張志峰説，“中國的奢侈品牌要走向世界，在創造自我意識的同時，要有工藝，有文化，簡單的抄襲和機械的模倣沒有出路。”

　　奢侈品的精神印記

　　真正的奢侈品，背後一定有它的精神含量，這個精神含量對個人、對社會應該是有價值的

　　一雙鞋要結實舒適，一塊錢很難達到，但是100塊基本都能達到，但是當它賣到100萬時跟舒適已經沒有任何關係了。

　　在查達哈的《奢侈崇拜症》(The Cult of the Luxury Brand)一書中，這樣的奢侈品消費被劃分為5個發展階段：鎮壓、金錢之始、炫耀、適應、生活方式。當今的日本，被歸入“生活方式”一類，中國則被定位在第3個階段——“炫耀”。

　　“一個普遍炫耀的奢侈品消費，説明存在一個普遍的、需要被尊重的人群。”復旦大學社會心理學教授孫時進認為，人們現在要做的，是找到奢侈品的精神價值。

　　精神的成長

　　10月，上海財經頻道一個商務脫口秀欄目中，兩個女孩展示自己創立的連鎖酒店，競爭與漢庭酒店連鎖創始人、董事長季琦一起午餐的機會。其中一位女孩自稱“草根”，創立了求職青年旅舍，而另一位則是“富二代”，鏡頭不斷切向她手上的香奈爾飾品，她開了一家精品酒店。

　　當主持人問季琦，“你也有女兒，會不會希望你的女兒也創業？”他回答，“不會，除非她願意，因為創業很辛苦。”

　　“富二代”的女孩子當場就掉了眼淚。她説，從小到大，她的所有成功在別人眼裏，原因都是自己是富二代，還長得漂亮，她想要通過創業證實自己的價值。“酒店都是我一磚一瓦從零到有創立起來的，我不停考察、學習、參加酒店峰會。我知道，我們富二代創業，就會承受更多社會和家裏的壓力。”

　　而在節目的最後，季琦問了“草根”女孩一個問題，“如果我給你年薪三十萬，買你的創意，你到我的公司來工作如何？”她回答，“那你要讓我把團隊也帶過來。”

　　季琦問“富二代”女孩，“你的酒店也不怎麼賺錢，能不能1500萬賣給我？”她回答，“我不願意，我想把它做成我的事業，未來十年把我們的品牌打造出來。”

　　一開始傾向於“草根”女孩的評委們，最終選擇了“富二代”。他們認為，“她在用心做商業，與人交流。”

　　“一個是為了生存，而另外一個人，則是希望證明自己的價值，我們對富二代的看法可能需要重新審視。”

　　“絕大部分人為了生存，很難想到自己的天職是成長。富二代已經不需要在物質這個層面上下功夫，他更多的精力可以放在怎麼成長上，這對他來説就是天職。”

　　他們的精神成長，被通俗地稱為附庸風雅，“這樣的社會心理與他們的願望大相徑庭，”孫時進説，“實際上富人希望得到別人的認可與尊重。”

　　“就像那個富二代女孩一樣，很少有人尊重她自身的努力，”孫時進説，或許長久以來，人們得到的尊重都太少了。當人們有了錢，就會花費很高的價格創造一種尊重。香奈爾，高級紅酒，豪車豪宅，這本身並沒有什麼不好。比如説茶葉、紅酒，不是所有人都能夠品出其中滋味，一旦他長期用心品味，解讀之後，就可能有助於他的人格成長。”

　　如果人們還沒有錢，則普遍喜歡假冒的奢侈品，“這也説明國民普遍缺少被別人尊重，也並不尊重奢侈品背後的精神價值。”

　　“收養”工藝

　　同樣，一個尊重奢侈品價值的社會，其背後的價值也能得到延續。一些商人更早發現了這一點。

　　不願意透露名字的台北商人丘先生，跟一幫朋友在蘇州挑選蘇繡時，發現市面上的蘇繡很一般。當他們深入了解當地情況後，發現蘇繡藝術幾乎快死亡了。丘先生很痛心，去探討為什麼？結果，丘先生發現，原因在於繡娘的報酬太低：“比如説一個繡卷，繡娘真正用心繡的話，恐怕要三四年的時間，在中國內地拿去賣，頂多也只賣幾千塊錢，沒有人會用心繡。”

　　2006年，丘先生在蘇州尋找了一批他們認為還有功底的繡娘，把她們的工作買斷，“我説一年給你幾萬塊錢的生活費，不要擔心生活，你認真地去繡，然後我們再收購繡好的作品。”

　　丘先生認為，給他們的錢要夠多，工藝師首先要有體面的生活。在奢侈品原産地歐洲，手工藝師是受人尊敬的職業。有270年生産歷史的瑞士寶柏表（Blancpain），保持了幾百年來只生産手工機械錶的歷史，江詩丹頓（Vacheron Constantin）至今保留著1755年招收手藝學徒的合同。在安特衛普，服裝設計師是他們的驕傲，英國的瓷器工藝師則代代相傳。

　　丘先生也得到了想要的工藝價值。他們最初的目的，只是作為一種欣賞品來收藏蘇繡。而商人的思維使丘先生很快找到了其他的方式：如果這個東西的價格能在市場上得到承認，在賺錢的同時，還可以使中國的蘇繡文化真正地流傳下去。

　　他們將收購的繡品在各地展出，逐漸獲得了市場，價格也比以往翻了數倍。“一個品牌絕不只是靠宣傳、廣告、策略，真正的奢侈品，背後一定有它的精神含量，這個精神含量對個人、對社會應該是有價值的。”孫時進認為，“我們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把商人看得很低下，那是因為沒有真正的商人。商人就是通過市場，把真正好的東西賣出好價錢。幸運的工匠師與真正的商人合作，才能實現自己的價值理念，如果工匠只是想維持生活，你能想象他的作品理想會是怎麼樣？”

　　“但中國這樣的商人還沒有出來，或者説還不夠。”孫時進説，“把工作作為一種理想，與長期的社會積累、經濟發展有關，大部分商人還是停留在成為富人的思維上。”

　　布波族的升起

　　另一些人，則跳出了“富人-奢侈品”的思維邏輯，“布波族”（Bobos）就是例證。

　　2000年，美國專欄作家布魯克斯寫出了一篇頗有影響的文章《布波族：一個社會新階層的崛起》，“他們富裕卻反對物質主義，用健康的法則而非道德的法則規範世俗慾望。遵循這些法則的人過著有紀律和自我節制的生活，但他們這麼做是為了他們的身體，而不是他們的靈魂。”

　　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鄭也夫認為，布波族只是扔掉了一部分物質炫耀，但至少，一種不以物質為重心的時尚已經進入了精英階層。

　　中國的布波族來得晚一些。他們基本由名牌大學製造，如果不是哈佛大學沃頓商學院的MBA，也起碼是國內名校的EMBA。他們用實用主義的觀點看待享樂，但必須與大眾消費嚴格區分，長期使用同一個品牌，以昭顯獨特的品位。他們也可能對珠寶歷史熟稔於心，或迷戀北京老城的衚同小店。

　　Ben算是其一。他在上海擁有幾千萬的豪宅，在北京也買下了昂貴地段的房産，在西南還擁有一套度假房。他的手腕上，始終是一塊海鷗手錶，他的車也是老牌的國産紅旗車。

　　拼命追趕的人穿金戴銀時，早富起來的Ben們則在水果蔬菜。“他們充分認識自己之後，不需要通過外在的物質手段來證實自己的社會地位。”孫時進認為，“他們才不會在乎別人看不出他昂貴衣服的價格，也不介意舒適豪車是不是貼上了晃眼的LOGO。”

　　如果“圈子”不再以財富來劃分

　　——專訪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鄭也夫

　　好的社會狀態的一個特徵是，社會中具有抵抗強權的力量，不管那強權是來自政治還是經濟、商業、文化

　　奢侈品消費在中國並不是舶來品。與此相反，在中國古代歷史上，代表皇室榮耀的各種物品，無不精雕細刻並且因罕見而稀有昂貴。但奢侈品成為中國中産階層的消費品，則時間並不長。與有階層差異的社會相比，如今的商業社會，浸染了多少奢侈品的屬性？這種屬性在現代具備什麼樣的特性？《中國新聞週刊》為此專訪了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鄭也夫。鄭也夫從事理論社會學、城市社會學和知識分子、消費主義問題研究多年。

　　奢侈品從來都有“區別性”

　　中國新聞週刊：有觀點認為，奢侈品在封建時期，就是貴族的把玩和自我享受，並非“區別性物品”，因為他們無須再度證明自己。當奢侈品成為商品之後，則有了劃分階層的含義。這也是一些人把中國奢侈品消費定位在“炫耀”的原因？

　　鄭也夫：這麼説不準確。皇族一直在以種種手段建立與他人的“區別性”，對某種顏色、器物的壟斷，住房建制的硬性規定，等等。炫耀是全人類，乃至全體動物的本能。

　　社會主義革命在上個世紀初期興起後，人類企圖造就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自然那是不可能實現的。反映在消費和奢侈品上，這種區別依然存在，甚至因為壟斷而更徹底，社會效益更差。在前蘇聯，有專供高幹消費的“小白樺樹”商店，中國也同樣。其最壞的負作用，就是“VIP方式”不進入公眾消費領域，所以公眾消費領域的質量低下得一塌糊塗。文化革命期間，高幹子弟先是穿上了軍裝，別人沒有，這就是搞“區別性”，後來索性穿上了“將校呢”，赤裸裸地炫耀。不錯，那時因為商品匱乏，炫耀的手段貧乏。但決不是説那時沒有了奢侈品和炫耀。那個時代也有人去高級餐館，莫斯科餐廳，人們叫“老莫”，那種炫耀的得意，甚至高過今天的大吃大喝。

　　今天，雖然中國人的炫耀甚囂塵上，但如果認為只有當今的中國人炫耀，那實在是太膚淺了。只能説，中國某些富人的炫耀更張揚、露骨、粗俗、赤裸裸一些。

　　中國新聞週刊：實際上，正是這些富人們也在引領著奢侈品消費文化？

　　鄭也夫：中國的富人有錢有閒，但不是精神文化的領袖。因為歷史原因，中國今天的富人多是暴發戶，並且有一些是在極不乾淨的環境中暴發的，他們擺闊、鋪張、不會過藝術化的生活。

　　要這些富人身心變得和諧一些，需要制度來制約，更需要他們自身慢慢提升。這需要並不短暫的時間，很多人一生都無力完成。如果中國社會能在下一代人中完成這一轉換，就是福音。文化的作用還在其次，首先需要的是政治經濟層面的公正，這要靠制度來保證。也就是説，首先要杜絕官商勾結，杜絕巧取豪奪。在富人身上，物質與精神的和諧的前提，是對財富的正確的認識：財富不是一切，掙錢不是全部。錢掙到很多的時候，個人的角色就變了，成為社會財富的看守者，成為一個特殊遊戲的參與者。如果中國能完成這一轉變，將是社會的巨大提升。

　　雷同在人類社會是乏味的

　　中國新聞週刊：消費不僅是人們的追逐，也是商人努力的結果。中國人的奢侈品消費熱情，看上去更多的是消費社會或者説商人引領力量的來臨？

　　鄭也夫：消費社會的第一推動因素當然是商人。但是，商人不是無中生有，只是很好地利用了人性的弱點。在1972年，美國社會學家埃文就説，“在今天誰是意識的領袖？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無冕之王；在今天西方世界中只有一個意識形態，就是消費，而他的領袖就是商人。”

　　如果把好生活作為人生觀來吹捧，商人一定會成為話語權的壟斷者。他們可以告訴你吃什麼、穿什麼、開什麼車、住哪，還能告訴你他們的商品有多少文化價值。他們一方面推動消費，另一方面營造消費為核心的人生觀。造就了一個吃飽了飯就面臨空虛的社會。

　　中國新聞週刊：現在人們的消費與以往大不相同，憑藉工業和全球化，大多數人得以溫飽，但生存壓力反而更大，追求創新與刺激超過了享受細節，這或許是數千年來人類所沒有過的生存方式？

　　鄭也夫：這樣的生活方式就是時尚，人們全在時尚的籠罩下生活。多數人在不同程度上追逐時尚，人們的生活也被時尚牽著鼻子走，買車、買房、穿衣戴帽，都是如此。人們難以逃脫其外，成了房奴，車奴，不跟著走，好像就成了“等外品”、三等公民。

　　中國新聞週刊：這樣的生存方式對“人”本身提出了挑戰？

　　鄭也夫：如果説對“人”有挑戰，就是價值觀上要徹底改觀。但實際上對“人”並沒有挑戰，人還是追求“牛逼”，追求區別，這種本能是抹不掉的，雷同在人類社會都是乏味的。一些富人圈子是物質時代的産物，社會的進步在於圈子將不再以財富來劃分。圈子沒有等級是不行的，沒有等級就沒有文明，水準不等如何交流？只是以後的各種圈子將不再以“物”來劃分，不再是通過房子、車子、錢，而是通過人自身的品質，智慧、體能、技藝等等，未來的等級也應該是智力上的、技能上的、段位上的。這將是全社會共進的産物，是社會結構與觀念共振的結果，不是哪個“精英階層”可以獨自挺進和到達的。

　　中國新聞週刊：當“物”越來越難以填補人們內心，商品也必然走向非物質化？

　　鄭也夫：此前的人類社會從來沒有全面解決溫飽，在那樣的社會中，物質是炫耀的利器。當溫飽解決了，空虛是大問題，甚至空虛就是溫飽的副産品，如果繼續以物質來炫耀，其一自己的身體承受不起，其二因工業帶來的巨大複製能力，別人可以迅速拉平和你在某種商品佔有上的差距，人們出於無奈，只好在物質之外尋找炫耀手段。

　　手工可以排除空虛，不是買手工製品，而是自己搞手工。身和心的關係很大，身體忙碌起來，心裏就不空虛了。祖先是這樣的，我們也只好這樣。因為我們的身心和祖先其實沒有差距。人們必須身心和祖先處於同一狀態才舒適。

　　商業的民主化我們遠遠沒有完成

　　中國新聞週刊：現在確實有一部分人推崇“新手工”的生活方式，這種回歸的社會原因是什麼？文化保守主義者的聲音半個世紀不絕於耳，這樣的回歸恐怕也將經歷數百年？

　　鄭也夫：自製月餅、粽子、賀年卡，送給朋友要遠比買來的商品恭敬、隆重。自己搞室內裝修，既符合自己的要求，也可以實現自己創造潛能。在美國自己搞裝修已經成為成年男性的遊戲，美國已經興起多年“Do It Yourself”，原因是耐人尋味的，回歸手工的另一個本質原因，是對大規模生産不能造就“區別性”的厭倦。手工製品的個性當然突出，甚至是獨一無二的。我相信，手工製品和自製手工會回歸得很快，因為後面有多重動力。

　　中國新聞週刊：無論消費還是文化，有更為廣泛的人群共享這個成果才能是成功的。您認為這種商業意義上的民主化在中國處於什麼樣的狀態？

　　鄭也夫：好的社會狀態的一個特徵是，社會中具有抵抗強權的力量，不管那強權是來自政治還是經濟、商業、文化。其實商業的民主化我們遠遠沒有完成，不過是以眾多商人的格局代替了計劃經濟時代國家計委決定一切的格局。真正的經濟民主化和商業民主化是，勞工與企業家的均衡，消費者與廠商的均衡，是前者有了充分的發言權。我們現在是後者在支配前者，在支配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