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之有地域性，是一個基本的事實。《文心雕龍》稱北方的《詩經》“辭約而旨豐”，“事信而不誕”；而南方的《楚辭》則“瑰詭而惠巧”，“耀艷而深華”，明確提及地域與文學的關係。唐代魏徵在《隋書文學傳序》中，對南北朝時期南方和北方文風的殊異作了有趣的比較：江左宮商發越，貴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咏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他已經注意到地域特點參與文學風格的形成了。國外也有類似的例證：法國19世紀文學史家丹納在《英國文學史》引言中，把地理環境與種族、時代並列，作為決定文學的三大因素。把文學品種、風格的生成與地域條件相關連，從考察地域與文學的關係，去揭示文學生存與發展的某種客觀真理，至少是一個值得重視的視角。

　　其實，只要談文學，必然包含著它的地域性。比如説“中國文學”，既指它的“中國”屬性，也包含作品中或濃或淡的地域特徵。中國現代文學史有京派、海派之説；這種區分實際由來已久：《紅樓夢》明顯是京派小説；而那時的海派小説呢？《海上花列傳》和《九尾龜》可為例證。這兩本書都關涉煙花場，寫到了租界商人，這是題材和內容。有趣的是人物居然時不時説蘇白。魯迅在《漢字與拉丁化》一文裏打趣説：“一部《海上花列傳》教我‘足不出戶’的懂了蘇白。”

　　20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學，地域性對文學的影響有時隱蔽、有時顯著，總體上説是非常深刻的：在影響甚至潛在決定了作家的性格氣質、審美情趣、藝術特徵，以及作品內容、風格、敘述方式的基礎上，甚至孕育出特定的文學流派和作家群體。魯迅是中國的也是紹興的：他的小説、散文一看就是紹興人寫的。同樣，沈從文之於楚地，老舍之於京都，趙樹理之於三晉，張愛玲之於上海，柳青、陳忠實之於陜秦，蕭紅、蕭軍、端木蕻良之於東北……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地域性甚至還與重大的文學現象有關係，譬如，五四以來，浙江籍的著名作家如群星畢現，很多人還領袖群倫，成為一個方面的代表：魯迅是現代文學的奠基人；周作人是“人的文學”的倡導者，開出現代美文之路；茅盾創辦文學研究會，成為社會剖析派小説的開拓者；鬱達夫則是創造社的健將，自傳體小説的創立者；徐志摩是新月社的主要詩人，新格律詩的倡導者；豐子愷則是散文方面一派的代表；等等。從這裡切入地域與文學的關係，可能會深化研究的視角。

　　論及地域，首先不能回避的當然是自然。決定人類生活和命運的基本因素，從來就是氣候、食物、土壤和地形。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北方寒冷乾燥，北方人於是魁偉剛健、勇敢剽悍；南方濕潤潮濕，南方人於是溫柔細膩，機靈敏捷；秦嶺隔開了長江與黃河兩大流域，黃河以北以狩獵遊牧見長，黃河以南則以旱作粗放種植為主，到了長江兩岸，水稻的精耕細作蔚然成風，不同區域孕育出大不相同的歷史文化景觀。地域的不同，就有山川形制的不同，就可能産生出不同的族群……複雜而廣闊的地域，使中國的地域性既鮮明又豐富駁雜，從而大有別於世界的其它古文明。

　　在我看來，對地域的關注和理解，恐不能過於集中于山川、氣候、物産之類自然因素上，更要看到自然的背後是沿襲悠久的人文環境：諸如特定的歷史沿革、民族關係、人口遷徙、教育狀況、風俗民情、語言鄉音等；地域對文學的影響，必然通過地域文化而起作用。越是後來，人文環境對文學的影響就越是複雜與深刻，這便是齊魯文化、吳越文化、荊楚文化、巴蜀文化、陜秦文化、三晉文化、燕趙文化、閩臺文化、嶺南文化、客家文化、關東文化等説法的由來。如果説，地域文化影響並決定該地域族群生存發展的精神和品格，那麼，它也順理成章成為文學重要而深厚的源泉。

　　地域、自然、文化和文學的關係，歸根結底是一個互動、碰撞、融合的複雜過程；但在今天，不論怎麼強調地域性對於文學的意義都不為過。一方面，若是論及文學及其價值，人們有理由首先關注文學中浸染著的地域性靈魂；另一方面，若是發掘文學中帶有的普遍性意義，人們也一定需要借助地域特徵去作表達和闡釋。在全球化和互聯網幾乎抹平並且遮蔽了所有地域特徵的時代，這既是文學抗拒同質化的唯一途徑，更是文學保持其源源不斷的生命力的不二法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