嬰兒出生後，中山醫院醫生探望于景梅。 陳惠芬 攝

　　新生的小女嬰樂樂安睡在搖籃裏，小眉毛時而緊鎖、時而舒展，不知是否在做啥有意思的夢？小嘴巴則不時翹起來，嘬成一團，作喝奶瓶狀……媽媽于景梅看著這出生10天的粉嫩東西，早已忘卻孕期的辛勞與苦楚，只有説不盡的欣慰——“給她起名樂樂，就是希望她能歡歡樂樂地順利長大！”

　　與其他許多新生兒有些不同，樂樂來到人世間相當不易：她的媽媽曾是一名瀕臨死亡的終末期肝病患者。10年前，于景梅順利接受肝移植；10年後，她已能如常人一樣為人妻、為人母。

　　肝移植患者能與健康人一樣結婚生子？10天前，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的産房內，樂樂的呱呱落地，打破了世人對肝移植患者的傳統認知。她的到來，對於景梅而言，是生命的延續；對無數移植患者而言，更是希望的象徵。

　　十年，“浴火重生”

　　“2468克！”中山醫院婦産科副主任屠蕊沁稱著新生“小毛頭”，興奮地説：“寶寶又健康又漂亮，你放心吧。”于景梅由衷地笑了，她説自己剎那間覺得，人生突然有了意義。10年前，她一度因重度肝病與死神擦肩而過。把她從死亡線上拽回來的，是中山醫院樊嘉、周儉兩位教授。命雖保了下來，但小于並未奢想，自己有朝一日也能與同齡女孩一樣，圓一個“母親夢”。

　　故事還要從2001年説起。當時，安徽姑娘小于剛剛來滬打工；就在一年前，比她小4歲的妹妹因為患上“肝豆狀核變性”，最終不治，花樣的生命永遠“定格”在了17歲。家人尚未從悲痛中走出來，小于的身體又起了異樣：她長期面色發灰、腹脹難受，雖然吃了多副中藥，暫時減輕了病痛，但病情仍無法抑制地持續惡化。眼瞅著大妹妹臉色越來越差，備受疾病折磨，哥哥于景宏四處諮詢問診，發誓説什麼也不能讓病魔再奪走家人的性命。

　　終於，他慕名找到了中山醫院肝外科樊嘉教授，兄妹倆從農村趕往上海。經過一系列檢查診斷，專家發現：小于患的病竟然和妹妹一模一樣——“肝豆狀核變性”。

　　所謂“肝豆狀核變性”，是一種常染色體隱性遺傳的銅代謝障礙疾病。如不及時治療，患者在起病後的四年至五年，就會死於肝功能衰竭。而小于的病情，已經被耽擱了幾年。檢查結果非常不樂觀：肝硬化、脾腫大、門脈高壓、腹水嚴重，肚子腫脹得好似十月懷胎。專家們一致認為，想要挽回生命，只有肝移植這最後一條路。

　　作為腹部外科最為複雜精細的手術之一，肝移植手術難度高、風險也大。10年前，該手術在我國尚處於起步階段。于景梅手術之前，中山醫院才成功完成首例肝移植術，尚無大量手術經驗和成功案例可供參考；更讓人頭疼的是，肝源是個大難題。小于和家人雖同意了肝移植，可沒有配型成功的肝源，即使一切都準備就緒，手術仍無法開展。

　　“幸運女神”悄悄眷顧了女孩。門診20天后，于景宏接到樊嘉教授的電話：“肝源有了，你妹妹可以來手術了！”兄妹倆從安徽農村趕出來時，揣上了家裏所有的1600元現金，這數目連住院押金都不夠。得知于景梅的家境後，樊嘉教授與醫院相關部門協商，最終，患者只交了1000元住院費，手術費分文未出。整個肝移植手術中，來自中山醫院肝外科、血管外科、麻醉科等多名專家匯集。無影燈下，妙手將女孩壞死的肝順利換了下來，一條年輕的生命又重新煥發了光彩……

　　就這樣，于景梅與妹妹雖患了同一種疾病，人生軌跡卻截然不同。之後的歲月裏，她逢人便説：“從肝移植手術後，我的每一天都是賺來的；那天起，我又重新活了一回。”

　　圓上一個“母親夢”

　　時光荏苒，小于在肝移植術後5年順利結婚，術後10年，又成功當上了媽媽。肝移植患者需要服用大劑量抗排異藥物，他們如何做到與正常人一樣懷孕生子？面對許多人心中的困惑，樊嘉教授給出詳細解答。

　　首先，迄今為止，于景梅肝移植已足足10年，曾經的“新肝臟”如今已和機體“嵌合”，機體對這個外來“供體”基本適應，這是懷孕的先決條件。

　　其實，早在小于結婚之初，她便就生育問題諮詢了專家。當時由於國內並無相關先例，專家為保險起見，仍建議她暫緩生育，以待更好時機。等待顯得有些漫長，去年，醫生明確表示：“這麼多年過去了，新肝臟已經完全適應環境，抗排異藥物服用的劑量也明顯減少，此時懷孕，應該沒有大礙。”當聽到醫生的這道“解禁令”，小于百感交集：“我能活下來本身就是個奇跡，現在真能與正常人一樣懷孕生子，簡直出乎意料。”

　　于景梅順利懷孕了。她把這個喜訊第一時間通過短信發給樊嘉教授。翻閱國外文獻，肝移植患者懷孕案例並不少。但考慮到申城尚無先例，中山醫院的專家格外當心。隨後的“懷胎十月”，中山醫院婦産科、肝外科專家齊心協力，共同幫助這名肝移植患者迎接新生命。

　　與普通孕婦相比，肝移植患者懷孕後，會遇到什麼樣的挑戰？

　　樊嘉教授解釋説，精子和卵子結合之後，母體本來就會産生排異現象，這一般表現為孕早期反應。小于因為長期使用抗排異藥物，從孕早期的排異反應來看，應用藥物反倒幫她減輕了痛苦。可是，藥物劑量到底該如何把握，這成為核心難點。專家進一步補充説：“應用少了，母體排異反應會加劇；應用多了，又怕藥物對腹中胎兒産生不良影響。”於是，整個懷胎十月過程中，實時監測患者病情變化、調整藥物劑量，成為最主要的任務。

　　就此，樊嘉教授的電話，成了小于的熱線諮詢電話。能不能吃巧克力、能不能吃冰淇淋……事無巨細，于景梅只要有擔憂，都會一個直撥電話求援。教授更會不厭其煩為其講解。懷孕5個月時，準媽媽出現了明顯排異現象。當晚10點，她又一個電話撥給樊嘉教授。在仔細詢問生命體徵後，當即安排次日住院檢查……孕期34周，小于終因“轉氨酶過高”藥物治療無法控制，不得不提前剖腹産。

　　12月7日上午9點16分，中山醫院75號手術室內，伴隨著一聲啼哭，樂樂安然降生。當於景梅的“救命恩人”——樊嘉、周儉兩位教授抱著小寶寶時，兩人樂得合不攏嘴，“肝移植患者非但能生存下來，現在能有孩子，他們的生活質量也有了一定的保證。這，正是醫療發展前進的目標。”

　　出院回家了，由於于景梅仍需服藥，無法母乳喂養，中山醫院婦産科專門送了她一整箱奶粉。如今，在家裏坐月子的小于，正享受著人生最美好的時光。“10年了，如果沒有中山醫院的醫生，就沒有我的今天，更沒有我寶寶的今天。”新媽媽由衷感激。

　　“像正常人一樣活著”

　　1963年，美國匹茲堡大學斯達沃茲教授完成了全球首例臨床肝移植手術。自此以後，肝移植始終是醫學界的前沿技術之一。半個世紀過去了，而今在我國，肝移植技術正不斷完善，日趨成熟，原本無藥可救的肝病患者，因為移植技術而重獲新生。

　　“讓患者活下來，更要像正常人一樣活下來。”這，一直是移植醫生的最大夢想。

　　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作為肝移植開展較早的醫療機構之一，迄今已完成1000余例肝移植手術。這些肝移植患者中，終末期肝病肝移植的總體5年生存率可達90％，符合“米蘭標準”的肝癌肝移植5年生存率可達75％至80％，醫學水平已居國際前列。近些年來，在患者生存率不斷提升之後，這裡的肝移植團隊也將如何提高患者生活質量視為一大任務。于景梅便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

　　早在肝移植手術結束的一刻，她與醫生的不解之緣就此開始。10年前，剛出院之時，樊嘉教授就幫忙張羅她工作上的事。“都有什麼特長呀？”“高中沒畢業，也不會打字，工作很難找。”“女工怎麼樣？”……經過牽線搭橋，這名農村姑娘當起了電梯操作工。她的病情穩定了，定期隨訪時教授又打趣説：“你要是病好了，結婚可別忘記請我。”一句玩笑話，可結婚當天，教授專門託人送來了紅包——這個婚禮紅包，小于珍藏至今。

　　其實，像小于這樣“換肝”後又回到正常生活的患者，早已不是少數。醫院肝外科賀軼鋒醫生專門負責肝移植患者的隨訪工作。他告訴記者，迄今，上海範圍內肝移植隨訪患者已達300多名。在這些患者中，絕大多數半年以後就返回了工作崗位。一些患者在術後順利地結了婚，還有幾名男患者已經當上了爸爸。這次於景梅當媽媽，又為女患者點燃希望。“劫後重生”的患者們，自行組成一個大家庭般的“肝友會”。在“肝友會”裏，彼此都是兄弟姐妹，大家還“發明”了一個約定俗成的年齡算法：每人的年齡都以手術成功後的存活時間來計算。按這種算法，于景梅“5歲”結了婚，“10歲”生了女。

　　“社會上總有一些誤區認為，‘換肝’之後人就不行了，其實不然。”賀軼鋒醫生澄清説，“對於肝硬化患者，換肝之後一年病情基本穩定；對於肝癌患者，兩年之後腫瘤復發率會明顯減少。臨床已總結發現，肝移植患者在一年內各種適應症發生的可能性較大，但過了一年的‘分水嶺’，他們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樣融入工作生活。”

　　生命的潛力到底有多大？醫生與患者們正用各自的努力，不斷探索實踐。而今，中山醫院肝移植患者中，生存時間最長的已達10.5歲。這裡的“肝友會”患者，代表我國參加了“世界移植患者運動會”，贏得不少榮譽。近兩年來，患者們先後前往澳大利亞、丹麥等國參賽，在羽毛球、乒乓球等領域榮獲了驕人名次——

　　“你能説，這樣的生命沒有活力嗎？”（記者 顧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