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海南省海口市健身廣場，一名幼兒在家人的牽手下蹣跚學走路。（圖中人物與本文無關）

　　身為一名從業11年、接生過1000多名嬰兒的婦産科醫生，羅軍恐怕很難想到，自己會因為救活一個孩子而挨打。

　　而向他“揮出一拳，又踢了一腳”的打人者，恰恰是這個孩子的父親。2011年11月8日，當陳立得知自己曾經要求放棄治療卻被羅軍搶救成活的孩子，經檢查患有“缺氧缺血性腦病”時，他憤怒地衝向羅軍的辦公室。

　　“我説過不要孩子，為什麼還給救回來！我要和一個傻瓜過一輩子了！”這個父親喊道。

　　救死扶傷的羅軍也被惹火了：“你這個父親可以不要小孩，我這個醫生不能見死不救！”

　　這一幕被一家媒體曝光後，迅速引發了熱議：有人指責大夫的好心反倒害了孩子以及家庭，還有人堅持“生命面前人人平等”。看來，救還是不救，不僅僅是哈姆雷特遭遇的難題。

　　當看到剛剛出生的嬰兒拼命地吸氣時，羅軍只有一個想法，“我要救活他”；“腦癱”這個醫學術語嚇壞了陳立，他萌生了放棄孩子的想法

　　在這個普通的家庭，陳立和王靜已經為迎接孩子到來做好了一切準備，甚至早在3個月前，他們就在商場裏精心挑選了一張嬰兒床。

　　噩運的到來沒有任何先兆。2011年11月3日淩晨4點多，劇烈腹痛的王靜被丈夫陳立送往深圳市第二人民醫院婦産科。經過初步診斷後，值班醫生羅軍立刻發現了眼前的危險：胎兒有窒息情況，必須儘快送入手術室。

　　陳立回憶，當時醫生告訴自己，孩子即使生下來，“也是個大白癡”。但羅軍否認自己説過這樣的話，他聲稱自己只是按照慣例將“最壞的情況”告訴家長，“可能會白癡、腦癱甚至死亡。”

　　無論如何，“腦癱”這個醫學術語還是嚇壞了陳立。儘管萌生了放棄孩子的想法，他還是簽下了手術同意書。

　　始終被疼痛折磨的妻子並不太清楚這一切。“我疼得太厲害，只是隱隱約約聽到他們説話。”王靜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30多分鐘後，她順産了一個4斤半重的嬰兒。

　　這對父母沒有想到，這只是噩夢的開始。羅軍發現新生兒的健康狀態評估（阿氏評分）僅為2分，而3分以下即屬重度窒息。

　　他一邊讓護士向家長通報情況，一邊堅持插管搶救。3分鐘後，嬰兒的呼吸和心跳都恢復了正常，阿氏評分達到6分，基本正常。可穿過幾道安檢去通知陳立的護士帶回了令人意外的消息，“家長説，孩子不要了。”

　　如今，這對夫婦已經不願回憶當時為什麼作出“不搶救”的決定。可在很多人看來，理由顯而易見，“撫養腦癱患兒對整個家庭是一場災難”。

　　一則新聞或可為此提供例證。1998年，廣東東莞的一對白領夫婦生下了一對雙胞胎，一年後，這對早産的兒子被確診為腦癱。本來生活悠閒的母親不得不承受重擔，她帶著孩子去各地尋醫，親手為他們熬製中藥。她辭去了工作，每天抱著他們洗澡、喂飯，直到13年後。

　　這個迅速衰老的母親曾經自信地告訴親戚，“我堅信我的兒子可以走路出現在你們面前。”但毅力和決心並沒有使病情發生任何改變，十幾年後，她的孩子們依然大小便不能自理，甚至不能正常行走。

　　“我越來越老，兩個兒子越來越重，我已經抱不動他們，如果我和丈夫不在了，他們怎麼辦？”最後，這個母親在浴缸裏溺死了雙胞胎兒子。

　　可在手術臺上，醫生羅軍來不及考慮這些，當看到剛剛出生的嬰兒拼命地吸氣時，他只有一個想法，“我要救活他”。

　　然而，這個出於醫生職業本能的決定卻被很多人質疑。有人質問，“生命不是醫生的實驗品，這個孩子未來數十年生存問題由誰來解決？”也有人認為，“醫生的職業道德是很棒的，但是，這樣卻傷害了一個孩子的一生、一個家庭的未來。”還有人乾脆説，“誰救活的誰養。醫生這樣簡直是作孽！”

　　北京協和醫院婦産科主任醫師鬱琦卻表達了對同行的支持。“孩子還沒有被確診，只要有可能殘疾，家長就可以決定把他弄死嗎？”這位醫生在自己的微博上寫道，“醫生做的符合希波克拉底誓言”。

　　希波克拉底是古希臘著名的醫生，曾經挽救希臘于瘟疫之中，他同時還是歐洲醫學的奠基人。據説，古代西方醫生在開業時都要宣讀一份有關醫務道德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誓言中的一段這樣寫著，“我要遵守誓約，矢忠不渝……我要竭盡全力，採取我認為有利於病人的醫療措施。”

　　羅軍對媒體説，自己進行了“最為困難、頗多曲折，卻有不少奇跡”的“搏鬥式搶救”；陳立則認為自己度過了一生中“最漫長、難熬、痛苦”的夜晚

　　無論是打人者還是被打者，他們在接受當地媒體採訪時都覺得自己非常委屈：羅軍表示自己在那個淩晨所進行的搶救，是“最為困難、頗多曲折，卻有不少奇跡”的“搏鬥式搶救”；陳立認為自己度過了一生中“最漫長、難熬、痛苦”的夜晚。

　　在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邱仁宗看來，這恰恰體現了生命倫理學的困境。兩年前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的會議室裏，這位中國老人獲得了旨在獎勵個人和團體在科學倫理學領域作出傑出貢獻的“阿維森納獎”。30年前，他首次將“生命倫理學”引入中國。

　　“關於新生兒的問題是生命倫理學中討論最多的，也最難作出判斷的。”這位79歲的老人説。

　　在上個世紀的美國，一個名叫“錯誤生育”（Wrongful Birth）的案例轟動了醫學界和法律界。一對夫婦小心謹慎地對待著還未出生的寶寶，生怕他帶有先天畸形。妻子原來分娩過一個死胎，後被證明帶有脊髓缺陷和其他方面的畸形。但這次，産科醫生信誓旦旦地表示孩子一切正常。

　　可結果恰恰相反，嬰兒一齣生就帶有先天畸形，在他短短6年的生命裏，不斷地被大小手術折磨。這對夫婦決定將醫生告上法庭，法庭最終裁定被告醫生必須為自己的疏忽而擔負孩子多年的醫療費用，以及這對夫婦的精神損失費。

　　儘管法院已經作出了判決，但圍繞案子的討論卻持續了很長時間。邱仁宗還記得，各領域的專家最終達成了這樣的共識：如果一個嬰兒出生可能面臨著極其低下的生活質量，他必須不斷地接受手術，忍受巨大的痛苦，那麼父母可以在懷孕期間就選擇中止妊娠；若被診斷出胎兒是一個“無腦人”，即無意識，那麼父母也可以作出相同的選擇。

　　邱仁宗認為，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做好産前診斷，如果發現了問題，家長也可以根據個人情況選擇儘快流産或者進行産前治療。

　　陳立和王靜已經失去了這樣的機會，據王靜回憶，就在分娩的十多天前，他們還在醫院進行了産檢，結果令人安心，胎兒一切正常。

　　11月3日淩晨，當陳立焦急地等待在手術室外面時，或許還在為“腦癱兒”或者“大白癡”的未來糾結。這時，護士走出來，告訴他孩子已經沒有呼吸和心跳。這位父親越發堅定了自己的決定：“小孩我不要了，你們不要搶救了，我只要妻子平安。”

　　可當這個意願被帶回手術室的時候，生命的奇跡已經發生，不久後，護士抱著孩子走出手術室，轉往新生兒病房繼續治療。那一刻，他呆住了，“我只能接受現實”。

　　相比之下，醫生羅軍是另一種想法：“如果那會兒把孩子的氣管拔掉，等於是我殺了這個孩子。”他還反復強調，國家關於放棄新生兒救治的程序非常嚴格，陳立的情況並不屬於放棄救治一類。

　　但事實上，大夫們常常遇到類似困境。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兒童醫院的醫生章偉芳、方曙曾在論文中提到，一個新生兒在出生20分鐘後阿氏評分為2分，醫生認為無救治價值，但在家長強烈要求下搶救成功。可是6年過去了，這個孩子仍被嚴重的後遺症影響。

　　另外一種情況則截然相反。醫務人員認為一些缺陷新生兒在積極救治後可達基本的生活能力，但家屬要求放棄治療。

　　面對“救還是不救”這樣的兩難選擇，章偉芳、方曙認為，不僅要考慮病人的利益，也要考慮他人、家庭和社會的利益，尋找各種利益的最優結合點，在尊重生命神聖的同時捍衛社會衛生資源分配的公正性。

　　誰也不能決定一個生命是否應該結束，這個叫做倫理

　　這些學術名詞，在陳立和羅軍面前卻顯得很無力。據媒體報道，羅軍7歲的女兒問他：“你為什麼欺負別人的爸爸？”他的回答是：“爸爸沒有欺負他，爸爸是因為救了一個孩子，然後被別人的爸爸欺負。”

　　而陳立，過去把這個兒子視為希望。如果不是後來被檢查出“缺氧缺血性腦病”的話，這個每天都跑兒科病房的“勤快的父親”可能還會一直沉浸在幸福之中。

　　邱仁宗認為羅軍的做法沒錯，但如果當晚情況真的如同陳立所描述的那樣，説明“醫院和病人間的溝通就出現了缺陷”。

　　“醫生向家屬講解病情時，應該有一套標準程序，而這恰恰是中國很多醫院所欠缺的。”邱仁宗説。他認為，當醫生向陳立講解病情時，“白癡”二字無疑過於簡單化了，也沒有考慮到家屬的承受能力。當新生兒情況緊急時，“也不可以隨便找個護士通知病情，努力搶救是一方面，如何與病人溝通，把信息傳達給家屬也是重要的一方面。”

　　在美國，殘障也曾是件可怕的事。羅斯福曾經拒絕公開他從脊髓灰質炎康復後並不能走遠路的事實。肯尼迪總統也隱瞞了自己的皮膚病和其他疾病。可當時間來到2008年，人們在奧巴馬的競選視頻中看了一個兩歲的孤獨症孩子，這位現任美國總統還曾許諾雇用更多殘障人士作為聯邦僱員。

　　在2008年總統競選中，時任阿拉斯加州州長的佩林提到了她最小的兒子特裏格，一個唐氏綜合症患者。據説，檢測得知自己懷的孩子有唐氏綜合症的孕婦中90%都會選擇墮胎，但佩林沒有這樣做。

　　在一次電視節目上，當她被問及是否有“哪怕是一閃而過的念頭想把孩子打掉”的時候，佩林回答説：“當恐懼襲來,面對未卜的前景,一個女人會覺得墮胎是個輕鬆把問題解決掉的方法，而不去想想，其實每個孩子都是帶著使命降生的。每個小孩都有各自的命運前程，來到我們的世上可以是美好的。”

　　但即便在美國，這也並不是人們的共識。中國也是如此。陳立和他的孩子的新聞被熱議時，一個北京協和醫院的女醫生表達了對羅軍的支持。但她隨即遭到了網友的質問，“如果你生了腦癱兒，你現在就沒那麼坦然地説平等了”。

　　這位女醫生隨後在自己的微博上寫下了這樣的回復：“誰也不能決定一個生命是否應該結束。這個，叫做倫理。”

　　邱仁宗相信，大自然賦予一個人的運氣不好，我們無法怪罪大自然。但是，“自然界帶來的壞運氣，可以通過社會來獲得改變。”公平對待、互助組織、社會保障，這些都有可能讓先天殘障人士及他們的家人生活得更好。

　　但眼下，陳立和王靜仍舊忐忑不安。就在11月21日上午，他們帶著孩子再次來到醫院進行“新生兒行為神經評定”，然後興奮地得知嬰兒的評分“及格了”。可為了最終確診，接下來，他們仍要帶著孩子繼續接受多項檢查和治療。

　　這個年輕的母親還記得，自己第一眼見到兒子時，他的小手四處抓著，用鼻子使勁地呼吸。“我不相信兒子會‘那樣’，他很堅強。”王靜説。

　　（文中陳立和王靜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