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感染科主任蔡衛平直言：“從某種意義上説，我們醫院也是艾滋病醫療歧視的受害者。”

　　◎民間組織建議，每個省市推薦1-3家三甲醫院作為示範醫院，解決艾滋病毒感染者就醫難問題。

　　“未見典型卡波西肉瘤結構，疑為血管增生。”

　　拿到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的病理報告，困擾了三個月的問題終於有了答案，小鐘卻笑不出來。

　　摸摸像蘆柴棒一樣瘦小、滿是瘀青的胳膊，這個26歲的小夥子説：“我真希望，這是一場夢，明天醒來就好了。”

　　夢魘一次次在腦海中閃回：被多個醫生趕出門診，被疑似誤診有罕見腫瘤，被化療三次奄奄一息……這一切，只因他是一個HIV（艾滋病毒）感染者。

　　在他身後，廣東至少有4萬多名HIV感染者，他們已經逐步進入發病高峰期。儘管國務院早在2006年初頒布的《艾滋病防治條例》第41條就明確規定：“醫療機構不得因就診的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推諉或者拒絕對其其他疾病進行治療。”但綜合醫院往往以“去定點醫院”為由將其拒之門外。“看病難”、“手術難”，是他們共同的困境。

　　這也是社會的困境。幫助和救治每一個艾滋病人（艾滋病毒感染者），讓他們免於恐懼、隱瞞乃至報復社會，就是對每一個人最好的保護。

　　“我是不是很快就要死了？”

　　10月3日下午，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感染科病房，小鐘（化名）蜷縮在蒼白的床單裏，眼睛像窗外山雨欲來的天空一樣灰暗。

　　斯文白凈的小鐘是湖北人，大學畢業後來到廣州，在一家外企工作三年。

　　今年6月，平靜的生活被打破：他持續發燒，在一家區級醫院治療，抽血查出HIV陽性。“醫生嚇得臉都青了，馬上讓我轉到市八醫院。”

　　對於感染原因，他不願多回憶，只説是“一次沒有保護的性行為”。

　　看病難

　　小鐘：疑似誤診被化療搞垮身體

　　噩夢還在繼續。不久，小鐘的鼻翼、雙腳、睪丸上長出一些小型青色腫塊。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沒有腫瘤科，只得請來廣州醫學院附屬腫瘤醫院的醫生會診。

　　他被診斷為一種艾滋病併發疾病——卡波西肉瘤。這是一種罕見的多中心性血管腫瘤，多由艾滋病或器官移植引起，病情進展快，治療困難，死亡率高。不久前，廣州市第八醫院剛剛有一名HIV感染者因卡波西肉瘤去世。

　　醫生開出了四個療程的化療方案，現在小鐘已經完成了三個療程。每天嘔吐、眩暈、全身無力，體重下降了近30斤，血液裏的CD4免疫細胞濃度只剩4個/微升，連正常人（500—1600個/微升）的1%都不到。但他覺得身上的腫塊沒有消失，又冒出來好幾個。

　　他有點懷疑自己的病情，於是要求醫生復診，醫生的回復只有一句話：“不用看了。四個療程做完再説。”他決定先停止化療，休息幾天，讓身體恢復到勉強可以下床行走，再去別的醫院看看。

　　10月17日早上，在記者的陪同下，小鐘在廣州某大醫院挂了個普通號。一進診療室，他剛説明自己是HIV陽性，醫生馬上拉起口罩，把臉遮得嚴嚴實實，然後把其他病人請了出去：“請去外面等一會，有‘特殊’病人。把門關上，完了再叫你們。”

　　把自己包裹妥當後，醫生才轉頭對他説：“醫護人員治療艾滋病人需要特殊的保護。現在國家沒有保護政策，我們治不了。請去艾滋病定點醫院。”小鐘央求説：“我沒有要求治療，只是請您幫忙診斷一下。”醫生仍然無動於衷，開始叫後面的病號，把小鐘趕了出去。

　　這樣的場面，小鐘已經習慣了。他説，自己已偷偷去過好幾家醫院，醫德好一點的醫生會幫忙看一下，給一些建議。很多醫生一聽説他是HIV感染者就直接拒診。

　　無奈之下，小鐘只好帶上自己的活體標本，來到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10月19日，病理科診斷結果出來了：該樣本不屬於典型卡波西肉瘤，應該是血管增生，建議找皮膚科再看一下臨床症狀。皮膚科醫生觀察了小鐘腳上的患處，認為病徵與之前確診為卡波西肉瘤的患者有明顯差異。

　　這次檢查結果，與之前在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得到的病理檢查結果一致。這意味著，他此前很可能是被誤診了！

　　阿華：定點醫院住院透析貴一倍

　　“你總算撥開雲霧見青天，我還在地獄裏掙扎呢！”病友阿華拍拍小鐘的肩頭，長長地嘆了口氣。

　　30歲的阿華是一家廣告公司的老闆，來廣州打拼已有10年，有著體面的生活、穩定的伴侶。今年5月底，他腰痛、發燒，到廣州市天河區某大醫院檢查，被確診為尿毒症，只能靠血液透析維持生命。

　　禍不單行，就在阿華將進行第三次血液透析的時候，血檢報告出來了——HIV陽性。“當時醫生就喊起來了。他們直接就在透析室裏趕我走。”

　　他開始了瘋狂的就醫路：把房子賣了，從廣州到北京，輾轉多家醫院。但大多遭遇醫生冰冷的拒絕，還是沒有治愈的希望。

　　花了100多萬元，家人和伴侶都離他而去。阿華的母親説：“要是尿毒症的話，家裏支持你，幫你治。得了艾滋病，就是該死。”他曾經偷偷剪斷透析管，想要自行了斷。幸虧被及時發現，沒有傷及性命。

　　最後，只能去廣州市第八醫院了。但廣州市第八醫院的專長是治療傳染病和肝病，沒有做門診血液透析的資質。只有住院，才能做透析。

　　無奈之下，阿華只得辦理了住院手續。雖然實際上，他只有每週一、四上午到醫院做兩次透析，但他也得支付住院費用。“每個月要花兩萬元，比在常規醫院做門診透析貴了差不多一倍。”

　　而且，由於廣州市第八醫院沒有腎病專科醫生，他沒法進行進一步的詳細診治，只能通過不斷的透析勉強維持現狀。“現在這情況，換腎我就不指望了。過一天算一天吧。”

　　手術難

　　綜合醫院和定點醫院博弈

　　全省設立六七十家艾滋病定點醫院，但一接到感染者還是送往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

　　一邊是日益增多的艾滋病人：據廣東省衛生廳發佈，廣東已逐步進入艾滋病發病高峰期。報告病人數從2008年的1349例，增加到2010年前10月的1905例。

　　一邊是獨木難支的“定點醫院”：按照艾滋病屬地治療原則，廣東省衛生廳在全省各地市設立了六七十家“艾滋病定點醫院”，但主要是派發免費抗病毒藥物，疑難艾滋病人還是往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送。別的大醫院一接到艾滋病感染者，第一反應就是“送市八”。

　　兩邊的壓力，壓得全國知名的艾滋病專家、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感染科主任蔡衛平有些喘不過氣。

　　“我們主要是傳染病醫院，腫瘤、腎病、燒傷這些專科都沒有。只能看著病人幹急，請外院專家會診，還經常遭到拒絕。”蔡衛平嘆了口氣。

　　從1996年接觸第一例艾滋病例開始，蔡衛平已經接診了1000多例艾滋病人，被同行笑稱為“艾滋佬”。儘管獲得奧運火炬手等榮譽無數，但40多歲的他已經感到身心疲憊。

　　蔡衛平説，他面對的最大敵人，不是艾滋病毒，而是一張由誤解、歧視、恐懼結成的無形巨網。“從某種意義上説，我們醫院也是艾滋病醫療歧視的受害者。”

　　冰冷的拒診：

　　是陽性就不能動手術

　　小鐘、阿華的遭遇，顯然不是孤例。

　　今年5月中國艾滋病病毒攜帶者聯盟發佈的《關於解決我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手術難”問題建議》顯示，僅在這家民間組織走訪的123位HIV病毒攜帶者中，就收集了38個“手術難”的案例。

　　“艾滋病還不可怕，更可怕的是再得了其他病，就沒醫生願意治了。”蔡衛平説，就連割闌尾這種簡單的手術，許多醫院也不願給HIV陽性者做。

　　深圳艾滋病人互助組織——“A+A互助組”組員阿峰告訴南方日報記者，他2007年8月被通知感染HIV，中秋節得了肛門膿腫，痛苦不堪。輾轉去了深圳5家醫院求醫，出於對醫生負責任，他表明了自己是一名HIV攜帶者，結果是到處碰壁。其中有一次，人都上了手術臺，麻藥都打了，結果主治醫生説，HIV檢查報告剛出來，是陽性不能動手術，“就這樣我被推下手術臺。”

　　艾滋病感染者“就醫歧視”是一個由來已久的難題。有醫生認為，這是在更好地保護其他病人，收治艾滋病感染者會對同在醫院看病、住院的其他患者産生不良影響，將影響醫院的“客源”；有醫生表示，綜合醫院不具備隔離、手術器械等傳染病收治條件。

　　職業的恐懼：

　　護士被刺傷無奈墮胎

　　面對責難，醫護人員也有自己的恐懼——職業暴露。

　　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感染一科的一位護士告訴記者，在艾滋病病區工作，每一個操作都要特別謹慎，用砂輪割開裝注射液的瓶子，為病人打針、抽血，都可能損傷到自己，如果當時與艾滋病人有血液接觸，就有可能被感染。

　　統計資料顯示，被針頭刺傷手指而感染艾滋病的幾率是0.33%。如果在刺傷後馬上清理傷口、嚴格消毒，並服用抗艾滋病藥物預防，跟蹤觀察一年後沒有産生艾滋病抗體，就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在這個病區工作的護士先後有10多人發生這種高危的職業暴露，所幸至今沒有一人被感染。

　　廣州市衛生局副局長、廣州市第八醫院原院長唐小平曾告訴記者：“我們醫院曾經有一個剛剛懷孕的護士，就是在救治一個艾滋病患者時，不經意被針頭劃破了手臂，最後，為了安全起見，她把好不容易懷上的小孩給做掉了。”

　　在艾滋病病區工作，沒有額外津貼，也沒有保險公司願意為她們承保。一些患有艾滋病的吸毒者不時做出喪失理性的舉動，就更讓夜班護士膽戰心驚。有時其他病區的護士要輪科，到感染科上班，都嚇哭了，以自己要結婚、準備生孩子等為理由請求“豁免”。

　　在接受南方日報記者採訪時，護士們不願意報出自己的名字、籍貫，更不願意摘下口罩拍照，“很多人都瞞著父母，怕他們擔心。”

　　被放大的風險：

　　醫務人員都歧視艾滋病人

　　但這種職業暴露風險，有可能是被有意無意放大的。

　　不少傳染病專家指出，醫務人員在治療HIV感染者時存在一定的職業暴露風險。但是，目前我國還沒有一例醫務人員因職業暴露風險感染HIV的公開報告。這種風險不應該被誇大，進而作為逃避職責的藉口。

　　“艾滋病的傳染途徑和乙肝是一樣的，但為什麼醫生整天給乙肝病人治療，卻不敢給艾滋病人看病？”蔡衛平説：“醫務人員是最了解疾病的，連醫務人員都歧視艾滋病人，其他人會怎麼想？”

　　對於別的醫院拒診HIV感染者，蔡衛平很無奈：“就算馬上立法，規定拒收HIV攜帶者的醫院立刻取消資格，病人的處境也不會有什麼改善。醫院有的是不收治的理由。”由於HIV攜帶者的免疫力一般偏弱，醫院就可以用“免疫力差，感染風險高”為藉口，拒絕對HIV感染者做手術。

　　NGO的呼籲：

　　取消定點醫院設立示範醫院

　　據了解，在一些醫療機構拒絕為艾滋病感染者提供常規醫療服務的諸多藉口中，“艾滋病定點醫院”是最常見的推諉藉口。

　　“艾滋病定點醫院往往是傳染病專科醫院，缺少為艾滋病毒感染者提供綜合性治療服務的技術力量和硬體設備。”在中國艾滋病病毒攜帶者聯盟的調查案例中，80%的定點醫院達不到手術條件，無法為患者實施手術治療。

　　該聯盟建議，取消各地衛生行政部門以前向社會公佈的各級各類“艾滋病定點醫院”的指定，將艾滋病治療納入常規醫療體系。這樣的好處是“一分為二”：感染者關於艾滋病的診療需求，由各個醫院的感染科（傳染病科）承擔；感染者所患的其他疾病，由各個醫療機構的相應科室承擔。

　　該聯盟還建議，每個省、區、市向社會推薦1—3家三級甲等的綜合性醫院作為“示範醫院”，感染者所患的與艾滋病無關的其他疾病按診療需求由相應科（室）承擔，解決感染者“病無所醫”的現實局面。通過這些“示範醫院”以點帶面，從根本上解決感染者“手術難”問題。

　　但這個想法被不少衛生行政部門認為是“不切實際”。一位省級衛生廳負責人説，艾滋病定點醫院是國家定的制度，各地很難自行突破。

　　蔡衛平則認為，如果在現有格局下定點醫院制度不能取消，那至少要通過足夠的扶持，讓定點醫院具有全面的診療能力，可以接診各類並發癥患者。

　　報銷難

　　1.2萬元限額 “趕病人出院”

　　醫保制度改革迫在眉睫

　　醫保制度的改革，也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目前我國對艾滋病毒感染者免費派發抗病毒藥物，但由於醫保沒有把艾滋病列為專項，所以艾滋病人一旦身患其他疾病，也只能和普通病人享受一樣的醫保報銷待遇。

　　“我現在每個月都要被醫保定額‘趕出院’。”患尿毒症的HIV感染者阿華算了一筆賬：他每個月在廣州市第八醫院住院透析，要花近2萬元的醫藥費，但廣州市醫保規定，普通住院病人每月最多只有1.2萬元的報銷上限，超支部分要由醫院買單。為了不讓醫院虧本，他必須每個月辦一次出院手續。即使如此，每月幾千元的自費部分也讓他難以承受。

　　蔡衛平提出了一種一舉兩得的新辦法：對於參加了醫保或新農合的艾滋病感染者，增加報銷金額和報銷範圍，利用統籌資金適當定向幫扶；對於醫保和新農合不能覆蓋到的極少數患者，則沿用當前政策不變。這樣一來，大多數患者得到的治療效果都會得到提升，少數患者的處境也不會惡化。同時，有了資金保障，醫院不用擔心虧錢，自然就有了積極性。

　　令他擔憂的是，儘管我國HIV感染者的增速近年在下降，但已從吸毒、性亂等特殊人群向普通人群擴散，特別是感染者已經逐步進入發病期。截至2010年10月底，廣東省累計報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28039例，其中病人7469例，死亡5404例。而據官方專家估測，廣東實際艾滋病毒感染者至少超過4萬人，很多人還隱藏在“冰山之下”。

　　“艾滋病人的醫藥費和社會負擔將越來越重。”蔡衛平憂心忡忡地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