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東費時近兩年所創作的長篇小説《人脈》終於由河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了。無論就作家個人還是就出版社而言，這都是值得慶賀的一件事情。

　　記得去年在成都書市時，學東很自信地説，“我正在寫一部長篇，名字叫《人脈》。”我當時感覺，這是一個具有市場期待的好的書名。在接到書稿後，發現《人脈》多達三十萬字，篇幅著實不小，誰知我的閱讀開始之後，很快就被作品跌宕曲折的故事情節所深深吸引，以致在很短時間內便讀完了。

　　《人脈》以上世紀80年代西北小鎮五尺鋪為背景，以流浪少年喬雷被收養並跟隨其義父返鄉紮根為主線，擺在主人公喬雷面前的是一個支離破碎的窘困家庭。家中除了一個因大女兒的不幸死亡而發瘋的瘋女人之外，還有喬雲、喬雨、喬虹三個未成年的女兒。可以説，一家人的生活重擔全部都落在了乾爹喬萬金的身上。在這樣一種艱難的生存狀況下，喬雷的出現，當然就是不受歡迎的。除了不會説話的啞巴妹妹喬虹對於喬雷表現出了某種天然的親和感之外，喬雲和喬雨對於喬雷所持有的是一種極端的排斥態度，而喬雷卻偏又是一種不肯輕易低頭認輸的倔強個性，二者之間類似于針尖對麥芒式的矛盾衝突，構成了《人脈》最基本的一種情節張力。另外，作為喬萬金的生母，老奶奶在她年輕時，因為實在無法忍受丈夫的毒打，而與情投意合的小叔子一塊私奔遠走他鄉，後來那個小叔子男人病歿了，所以，老奶奶就帶著某種充滿愧疚的懺悔心態與喬雷前後腳回到了喬家。對於老奶奶的回歸，不僅喬萬金的感覺非常複雜，喬雲和喬雨她們更是感到無法接受。喬雷，作為一個早已在多年的流浪生活中形成的自由散漫的習慣，要想真正地融入關係頗為複雜的家庭之中，難度顯然很大。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喬家內部自身的矛盾衝突之外，另外還有丁麗英和上官蓮兩個女性人物，她們也先後與喬雷發生了不同程度的感情糾葛，因而也深深地介入到了喬雷堪稱坎坷的命運之中。

　　主人公喬雷作為上世紀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生人，他的身上攜帶著一種70年代人的特有的精神氣質，有非常鮮明的時代特色。張學東正是獨到地關注到了70代人的成長，在作品中繪聲繪色地表現了這一年代人對歷史茫然無知的精神狀態。同時，作品也展現了個人與社會、個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從而映射出對政治和制度的獨到見解。

　　就創作技巧而言，這部小説將喬雷和“我”的第三、第一人稱天衣無縫地融匯在一起，往來轉換自如，充分調動敘事視角，將全知和平視相互交叉，可以説十分具備挑戰性，然而，小説通篇讀來卻自始至終沒有絲毫的跳躍感或撕裂。由此可見，張學東確實具備了相當高水平的語言轉換能力。

　　對於《人脈》書名的含義，張學東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説，諸如仁、義、禮、智、信、愛等相承于一脈，是人脈的根本。這些最本源的為人處事之道，正是經歷了三十年改革開放後的國人亟待倡導和遵從的。因為，在那些特殊年代人們避之唯恐不及，而市場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人們又追名逐利無暇顧及。從這個意義上説，張學東的《人脈》具有了某種反思的價值。(李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