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仁良

　　他當了32年海洋監測員，每年有200多天堅守在小島上，生活異常艱苦，可最難挨的是孤獨，無法上網、收不到電視。他種菜、養貓養狗，用各種方式跟孤獨作戰。這一切，都是為了守護海區安全，數十年來，他從沒在一個數據上出過差錯——

　　孤獨的海島守望者

　　這個比標準足球場還小一點的海島大戢山到上海市也就兩小時路程。然而，隔著渾濁的海水，王仁良看不到上海的家。

　　58歲的他當了32年海洋監測員，每年有200多天待在大戢山島。剛剛參加工作的時候，他一年只有一個月假期。

　　“大戢山非常重要。”王仁良説，如果在島上觀測到颱風海嘯將至，及時發出預警，沿岸的居民能有近1個小時的撤離時間。“在災難性天氣面前，時間就是生命。”而日本地震福島核泄漏之後，這個小島也成了核輻射的監測點。

　　不僅如此，海洋水文、生物、環境污染等，都是王仁良監測的範圍。“你看過新聞聯播後面的海浪預報嗎？”王仁良興奮地説，“那個東海的畫面就是大戢山。”

　　然而，多年來，大戢山所在海區的漁民，甚至常年接送王仁良的船家最初也不知道這個“守護者”的存在。“大家都認為我是個打漁的。”黝黑的王仁良撫掌大笑。

　　為了守護這份“安全”，他一直過著“機器人一樣的生活”。每天，他像表盤上的指針一樣，在規定的時間，出現在規定的地方——早起第一件事是用收音機校準時間，然後每隔3小時在山頂的4處測點輪流觀測一次，10個分類記錄冊上，他寫下風力、浪高、水溫、潮汐時間……每遇惡劣天氣，還要每隔一小時加密觀測一次。

　　這些數據幾乎需要做到分秒不差。遲到或偽造記錄的觀測員，會被處分或開除。32年來，王仁良從未出過差錯。他叮囑剛參加工作的新人：“一定要提前5分鐘到崗！”

　　島上最大的 “敵人”，不是颱風寒潮，而是孤獨。 剛來的小年輕受不了，幾乎要跳海。數十年來，不斷有人轉行離開。

　　在島上王仁良10平方米的房間裏，擺放著上世紀70年代的木質臉盆架和80年代的舊書桌，鋼絲床上鋪著薄薄的被褥。角落裏散落著舊雨鞋和新草帽。直到走近書桌，看見玻璃板下壓著泛黃的手繪方位圖和潮汐表，一摞摞滿載數據的記錄冊碼在桌角，才依稀有了點“海洋監測”的感覺。

　　如今大量的人工觀測工作被自動化的儀器替代，島上就剩下兩個監測員了。兩人最怕晚上，因為沒事可做。以前，每晚8點以後全島停電，現在有了一台小型風力發電機，總算不用點蠟燭了。一台2002年的舊彩電，原本還能收到5個頻道，現在“被屏蔽了”，一個臺也收不到。

　　倒是有網絡，還是衛星傳輸，不過只能用來傳送每天的監測數據，不能上網，因為“工作是涉密的”。年輕時的王仁良一天要抽掉五包煙，在漫長而孤單的日子裏，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煙頭小小的一點火光，是他的伴兒。

　　王仁良在屋前墾了一塊地。他剖開廢棄的球形浮標做成大瓢，再從岸上帶來種子，種下韭菜、番茄、黃瓜和辣椒。這個總是“悶在屋裏一天不説話”、撲克打得不好、愛聽費玉清卻一句也不會唱的男人，每天早晨5點起床，精心打理菜地，給他養的貓狗雞鴨喂食——“這是我最大的樂趣。”他説。

　　他還喜歡沿著島四週的礁石散步，有時在某塊礁石上多停留一會兒，撿海螺，抓小蝦。要是運氣好，能看到遠處巨大的海豚躍出水面。王仁良陶醉地回想著那樣的畫面，説“那是生命的感覺”。

　　還有候鳥，大片大片地掠過頭頂，黑壓壓地遮天蔽日。當記者問他看到候鳥是否想家時，王仁良聲音很輕：“看不見也想，看得見也想，可是沒辦法。”

　　年近60的漢子早已習慣了島上的“與世隔絕”，和人打交道反倒有點不適應，“每次剛‘上岸’的時候，講話都疙疙瘩瘩。”然而，回家幾天后，“結巴”就成了“話癆”。“我爸在飯桌上老是天南海北説個不停。”王仁良的兒子説。

　　王仁良的妻子最初以為丈夫守著的是一塊“寶島”，然而她去過一次後便不願再去，“沒想到那麼艱苦，不想看，看了心裏難受。”

　　島上吃水靠天下雨。有時一連幾個月不下雨，再趕上風浪大，陸上的補給船過不來，就只能放棄“文明”，不洗不漱了。“守著一片水(大海)，卻要被渴死的滋味你想象不出來。”王仁良説。

　　而被問到最饞什麼時，他脫口而出：“新鮮蔬菜！”運送補給的船隻半個月來一次，王仁良已經“吃出經驗了”。青菜、菠菜等綠葉蔬菜不易保存，會最先被“幹掉”，之後是番茄、青椒，最後是洋蔥、土豆。要是有新鮮的芹菜送來，他會用水桶小心養著，先吃葉子再吃莖。

　　有一次補給船被風浪阻隔了數日，米倉也快見底了。王仁良只好去島四週的礁石上撿海螺，後來實在撐不住了，“吃老鼠，吃鳥”。他端起手中的茶杯，向記者比畫著，“老鼠這麼大個，一個八兩重！”

　　“都過去了”，王仁良總這樣説。島上他從前的住所，天花板爬滿青苔，潮氣導致的風濕性關節炎長期折磨著他。“最痛的時候站不起來，上山頂觀測要別人背。喝了不少藥酒，現在好多了。”

　　“以苦為榮”這四個大字原本被駐紮的解放軍用大紅油漆寫在大戢山碼頭的崖壁上，風吹雨淋，漸漸褪了顏色，2002年後，解放軍也調離了，而王仁良還堅守著。

　　大戢山島好似一個巨大的綠饅頭矗立在杭州灣主航道中。每天，他十幾次穿過叢林，走在從住處到島頂觀測點的一段全是苔蘚的小路上。他摔過無數次。有一次他的頭被樹枝剮了個大口子，汩汩淌血，人都昏迷了。

　　“這是我的工作，沒辦法。”王仁良説。

　　在他心中，他用青春和孤獨堅守的小島，是“關乎人們子孫後代”的安全島。如今面對23米高的測風鐵塔，他瞬間就噌噌地一爬到頂。

　　1989年一次颱風來襲，採集珍貴的驗潮井數據需要走過不到一米寬的棧道，腳下是十幾米高的懸崖。當時，防護欄杆都掉了，他只能整個俯下身子，抱住腳下的棧道，幾厘米幾厘米地往前移動。颱風吹得他睜不開眼睛，瘦小的身體有些飄搖，他回過頭，衝新分到小島的年輕同事喊道：“如果我掉下去了，你就別過來了。”

　　遇上雷電天氣，“別人都是往裏走，我們是往外走，颱風和雷雨的數據一定要記錄的。”有時，雲層放電會在鐵塔頂端擊出一串一串火花，“像焰火一樣又大又亮”，王仁良笑著説，“只是你看焰火是快樂的心情，看這個要嚇得半死。”

　　“老王是在一線工作最久的老法師了。”同事們都説。“法師”，江浙人用來形容行業裏幹得最久、經驗最足的人。這位“老法師”從沒慶祝過生日，不認識上海的路，不怎麼會用電腦。

　　然而，“老法師”站在山頂瞄一眼礁石，就知道海浪的高度；聽見風發出“噓噓噓”的聲音，就知道風力幾級；摸摸石頭，心裏對濕度就有數了。

　　在先進的自動化儀器面前，“老法師”又謙卑得像個小學生。在炎熱窒悶的雷達觀測室裏，王仁良彎著腰，對著儀器仔細查看。汗水在衣服上沁出大片痕跡，他一動不動，小心地寫下數據，末了又核對了一遍，才鎖上門離開。

　　“最掛念的就是這些儀器。”王仁良説。曾有民工上島修葺房屋，別的同事都興高采烈地感受熱鬧，他卻終日惴惴不安，生怕毛手毛腳的民工損壞設備。

　　東海預報中心工會主席説王仁良“論能力、人品，都是有口皆碑的”，可老王有個“臭脾氣”，自己或同事工作達不到要求，絕對要發火。

　　老王不懂得人情世故，酒桌上，他不會給領導敬酒，不會説客氣話。他不拘小節，穿著破拖鞋跑到領導那裏彙報工作，“領導看著我的腳，眼睛瞪得牛眼大！”王仁良説。

　　這是多年島上生活留下的習慣，連船老大也調侃他不修邊幅，鬍子一大把，怎麼看也不像工程師，“送他上島時他30歲，接他下島時成了50歲”。

　　船老大最清楚，每次從島上回來，剛看到陸地綿延而模糊的海岸線，老王都要特意從船艙裏鑽出來，站在船頭，用視線丈量著家的距離。

　　這個曾在民兵連裏扛過槍、扔過手榴彈的漢子説起自己的家，眼中泛出淚光。他執拗地背過身去，強忍著哽咽説：“最對不起的就是家裏。”

　　在沒有手機的年代，他跟家裏全部的交流是拍電報和托船家捎信；地裏的農活，妻子常常一個人幹到夜裏兩點鐘；孩子出生數天后，他才回家看上一眼；祖父祖母去世，他不能聆聽遺訓……32個年頭，他有20多個春節在島上度過，“炒倆菜，喝點酒”。

　　如今大學畢業參加工作的兒子評價他，“老爺子很堅韌，能夠沉下心做一件事。”

　　這位目前在海洋監測一線工作最久的老工程師得過先進個人，卻沒有陞官、發財。家裏住著再普通不過的兩居室，擺放著幾樣簡單的傢具，天氣最熱的時候家裏也捨不得開空調。與他一起從中國海洋大學畢業的老同學很多成了廳長、教授，他還對組織上給他的“副高”職稱感激不已。有當領導的同學想把他調到工商局工作，他考慮了很久，拒絕了，他説，放不下手頭的活兒。

　　這些年來，他要麼在島上監測，要麼在站裏監督，出差也是往有海的地方跑。“什麼特長也沒有，只愛旅遊”的他，始終在海上漂蕩。他打算有機會，要“走一走內陸的城市”。

　　馬上就要退休的老王，心裏的“奢望”簡單極了——“買輛電瓶車，載著老婆，逛逛大上海。”(記者 秦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