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校正失衡的“同城待遇”

　　在同一城鎮轄區，全面給予外來務工人員“國民待遇”，消除“族群衝突”

　　文/《瞭望》新聞週刊記者葉前鐘玉明

　　近來，在一些東南沿海鄉鎮，外來工與本地人發生群體性摩擦、衝突的頻率明顯加快。在這些發達鄉鎮，外地人與本地人之間的收入差距、公共福利差距，一些地方政府和本地居民對外來工的制度歧視、意識歧視、管理歧視和生活歧視，使一些“外地人”開始萌發群體性對立情緒。這種對立情緒，不是簡單地用一句“加強外來人口管理”可以對付的。

　　全面給予外來工“國民待遇”，消除滋生“族群衝突”的土壤，已不僅僅是關愛外來工的問題，更是事關本地人能否幸福安居的大事。

　　據《瞭望》新聞週刊記者採訪觀察，這些外地人與本地人的衝突，“路線圖”大同小異：起因，有的是企業迫害討薪工人；有的是城管或治安聯防隊整治小販佔道擺賣、自行車摩托車違章；有的是商場保安侵犯涉嫌偷盜者。受害方是外地人，同鄉或毫不相干的外地人現場圍觀、打抱不平，接著是警民衝突，繼而打砸本地人的車輛甚至店舖泄憤。這些摩擦、衝突，“無直接利益”的特性更加明顯。參與衝突者，跟受害當事人毫無關係；有人明確地向本刊記者表示：本來不關我事，就是想泄憤，至於以什麼為藉口已經無所謂了。甚至，一些事件起因的當事人出來辟謠，證明自己沒有被打死打傷，反而也遭到鬧事者的圍攻、打罵。

　　多重因素合力造出“族群鴻溝”

　　在改革開放大潮中，農民以“外來工”的身份進入城鎮，形成了城鎮內二元結構，經濟地位、社會地位迥異的兩個群體朝夕相處，情形變得複雜起來。

　　在一些人心目中，這片土地是“本地人”的，在各種制度安排中，本地人絕對優先，“確有餘力”的情況下才會向農民工分惠。

　　得天獨厚的私有資源，加上公共資源的絕對傾斜，相對而言，本地人天然地享有令人眼紅的優越生活。在這些城鎮化的鄉村，本地人幾乎家家或多或少都有財産性收入，比如出租物業、村集體分紅。在就業方面，一部分人自己當老闆，一部分成為鎮村工作人員，差一點的也能在親戚的廠裏謀一個管理崗位，或者做點小買賣。技能實在低下的，還可以建個家庭手工作坊，承接企業外包加工，除了企業支付正常的加工費外，還由鎮政府或村集體補貼加工資。

　　在珠三角和長三角城鎮化農村，本地人與外來人口倒挂現象十分嚴重，超過1:10甚至1:20的不在少數。有的行政村，本地人只有一兩千，外來工有三四萬。巨大的人口紅利，為本地人的優厚福利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財力。

　　很多外來工不但享受不到村鎮集體福利，反而還是各種名目亂收費的對象。有的地方，摩托車除了要依法上交警的號牌外，還要花幾百元，加挂一幅“村牌”，才能在村內通行。還有“衛生管理費”、“綜合管理費”、“治安聯防費”，等等。外來工子女上學要交贊助費就更不在話下了。

　　這些城鎮化了的農村，村民之間依舊維持著“熟人社會”，互相之間講情面。外來工們反映，村裏各種“有油水”的崗位，外來工都撈不著。只有本地人沒人幹的，才招聘外來工。村治安聯防隊治安員對本地人和外地人區別對待。同樣擺攤經營，只趕外地人，不管本地人。

　　遭遇國際金融危機，首先想到的是讓農民工返鄉。當意識到人口壓力過大，首先想到的是“抬高門檻”把農民工擠出去。寄希望於調整經濟結構，減少勞動密集型企業，減少外來工數量。一廂情願的“本地人”很容易忽視這樣一個事實：不管有沒有歸屬感，絕大多數外來工是“走不了”、“回不去”了。以深圳、東莞為例，全市五六百萬外來工，即使減少100萬，能否換來“太平”還是個未知數，而確定無疑的是：這100萬外來工失業造成的社會震蕩風險不可估量。

　　“城鎮內二元結構”帶來的收入分配差距，由此造成的外地人與本地人之間的群體鴻溝，及其帶來的對立情緒，已經不是一句“加強流動人口管理”就可以輕易填平的，不是給外來工搞一點技能培訓、文明禮儀培訓、文娛體育活動，就可以輕易填平的，更不是把外來工改稱“新人”可以輕鬆填平的。

　　在這些本地人與外來人口嚴重倒挂的城鎮，“外來工如何融入城市”本身就是個偽命題。因為，在這片土地上，大規模的外來工才是主體、主流人群，他們跟誰“融入”、“融”到哪？

　　少數派的本地人有沒有足夠的良知、遠見和勇氣，容忍外來工享有與本地人一樣的“國民待遇”，平等分享公共資源；有沒有足夠的智慧，順利實現平穩過渡？因為，這意味著本地人獨享的福利被嚴重稀釋。

　　無家無恒産的漂一代

　　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一個十分重要的數據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沿海發達城鎮形成巨大的“無家可歸”人口。以廣東省東莞市為例，全市常住人口822萬人，其中家庭戶人口只有507萬人。也就是説，315萬人處於脫離家庭的“獨居”狀態，佔全市常住人口38%。

　　珠三角和長三角不少城鎮有相似情形。“無家一族”，深圳市有296萬人，佔常住人口28%，廣州市有260萬人，佔20.7%，江蘇省蘇州市有216萬人，佔20.6%，昆山市有50萬人，佔30.2%。而這個數據，在傳統的內地城市，如重慶，只佔6.5%。

　　剔除未成年人，再加上大量外來臨時人口沒有被登記或不符合“常住人口”標準，再加上工廠通常會集中在城外的鄉村，綜合保守估計，在這些地方工作生活的成年人，七八成是身邊沒有家人的“流浪者”。他們或擁擠在工廠的集體宿舍，或孤身寄居出租屋。或未婚，或夫妻異地分居。

　　在今日珠三角，80後、90後要找一份月薪2500元的工作毫不費勁，可以輕鬆糊口，但難以置業安家。這些曾經的留守兒童，眼下的新生代農民工，生存無憂，發展難望，不知道明天的路在哪。

　　結婚生子置業，是人們把躁動的心安定下來的首選路徑。廣州市總工會調查顯示，影響農民工幸福感的第一要素不是經濟因素，而是夫妻團聚等家庭因素。不難想象，一座城市聚集了兩三百萬個背井離鄉孤身尋夢的血氣方剛的單身青壯年，蘊藏著怎樣的社會風險。

　　每當夜幕降臨，一天勞作之後街頭遊蕩的“無家一族”，成為長三角、珠三角發達鄉鎮的經典情景。廣東潮州古巷鎮、增城大敦村的群體衝突，都發生在傍晚。

　　外來工們白天上班，晚上下班後出來找“熱鬧”。本刊記者追蹤採訪發現，直接參與與本地人的摩擦衝突，或者圍觀、掠陣的人員中，年輕人是主流，刺激、好玩、興奮、泄憤，是他們的群體性心態。有外來工告訴記者，看到有糾紛、有人聚集，就很興奮，上街看打砸、看燒車很過癮，“因為平時太無聊了，難得有如此勁爆的場面，感覺像拍電視劇一樣，很興奮，也很好玩。”能不能讓百萬遊子“有家”、“回家”，考驗著各城鎮管理者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