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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質疑余秋雨涉嫌侵吞國有資産(圖)

發佈時間:2011年03月04日 09:21 | 進入復興論壇 | 來源:中華工商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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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徐家匯商城股份有限公司23日完成網上發行申購和網下申購繳款,發行價為每股16元,募集資金11.2億元。位列徐家匯第十大股東的知名學者余秋雨身家暴增8298.24萬元,投資10年回報率高達34倍。一時間,關於涉嫌國有資産流失的説法躁動坊間。

  余秋雨入駐徐家匯是巧合?

  “內部職工股”是指在上世紀90年代我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期,股份公司按照國家有關規定,以定向募集方式設立,面向本公司職工發行的股票。據了解,1999年以前,企業上市時都會從發行額度中切割出一部分,由內部職工按公開發行定價自願認購,徐家匯的職工股也是這樣産生的。

  然而,當新股成為“大肥肉”時,內部職工股成為了權力的覬覦對象,大量職工股通過潛規則流入社會,引發了一系列投機行為,造成“內部股公眾化,法人股個人化”等問題。有些公司拿職工股當行賄的工具,以使公司獲准上市。為了遏制這一腐敗亂象,1998年底,證監會決定停止發行職工股,並規定凡是有職工股的企業,必須清退後才能上市。

  徐家匯轉讓職工股,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形成的。由此可見,當時公司管理層已經有了把公司進行改制上市的想法。余秋雨入股徐家匯之時,公司要上市已經是不爭的公開事實,余秋雨要做的就是等待上市的時間。

  一位對徐家匯有所了解的知情人士説:“徐家匯早在十年前就已經有了上市計劃,這並不是秘密。包括余秋雨在內的很多股東都是衝著徐家匯上市而去的,只不過由於當時各種條件不成熟未能成功推動,這一等就是十年。”

  余秋雨斥資241.22萬元購入了1.5%的股份,每股受讓價格為2.92元。經過股份制改造轉增股本之後,余秋雨持股數量增至目前的518.64萬股。剔除公司現金分紅等因素粗略計算,余秋雨的持股成本僅0.46元左右。據一些信息披露,加上分紅,這些原始股東沒有支付成本。

  一位了解徐家匯的匿名員工説,徐家匯的42位自然人股東,借著公司的上市都完成了資産暴富的神話。

  根據徐家匯公告顯示,其招股書中還有公司總經理金國良等自然人股東,金國良是自然人股東中的最大股東,持4.49%的股份;在其他大股東中,有三個人是“一家三口”:孫庚祥、俞杏娟和孫玉婷,3人共計持有發行人股份超過1728萬股,約佔總股本的5%。余秋雨持有518.6萬股佔1.25%的股份位列第十位。如果余秋雨暴富是運氣好,那這些人是否都是巧合呢?

  為什麼是余秋雨?

  關於余秋雨是否有侵吞國有資産之嫌,其如何拿到徐家匯1.5%的股權是事件的關鍵。

  徐家匯商城集團總經理徐春華介紹了當時的受讓經過,2001年12月,職工持股會決定將所持有限公司的24.5%股權按照不低於每股2.85元的價格轉讓。根據當時國資從競爭性領域逐步退出的國企改革精神和外資進入商業領域所受的限制以及有關規避同業競爭的要求等因素,同時為符合《公司法》關於有限責任公司股東人數不能超過50人的規定,最終確定職工持股會所持股權受讓方的範圍為除國資和外資以及商業企業以外的符合法定要求的法人和自然人,以選擇一家有實力的非國有企業受讓全部股權為首選。

  當時,公司先後與多名有意向的潛在投資者進行了聯絡洽談,但其中不少公司考慮了産業方向、投資風險等因素後,最終沒有受讓股權。在當時能聯絡到的法人和個人投資者中,最後同意按每股2.9239元價格以現金受讓股權的只有2家公司和4名自然人,其中一名就是余秋雨。

  公司改制出讓職工股,退出來的職工股必然要有人來接手,關鍵問題是由誰來接手?怎麼選擇受讓人?機會是否均等?

  徐春華介紹,余秋雨與徐家匯的結緣要追溯到1998年。當時正值亞洲金融風暴,上海多家熱門商圈的百貨公司相繼關門歇業或轉行。在這樣的背景下,當年9月匯金百貨進駐徐家匯,逆勢開業。為了提升匯金百貨的消費等級,提高知名度,公司制訂了“以文養商,以文興商”的文化營銷策略。

  余秋雨作為上海的文化名人,尤其是他在《文化苦旅》散文集中有這樣一句話:“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個等級,最高一個等級也可名之為徐家匯文明。”因為余秋雨對徐家匯的認同,公司當時就邀請了余秋雨作為匯金百貨徐匯店的開業剪綵嘉賓。隨後幾年,有些以文化營銷為主題的活動策劃,公司也諮詢他的建議。就這樣,徐家匯認識了余秋雨,後來在2001年六百改制的時候才會考慮到他。

  在余秋雨進駐徐家匯的前史介紹中可以看出,之所以選擇余秋雨是因為其與徐家匯的私交,在股權的獲得機會上有不平等之嫌。當時是否存在“關起門來將原始股分配給關係人”的情況,這些情況現在很難被外界所知。當然,徐家匯上市也不只有餘秋雨一個外部自然人。

  “救急説”立論不足

  余秋雨本人曾在2010年的回憶錄《我等不到了》中描述了他和徐家匯商城的故事。其中寫道,當時還叫“上海六百”的徐家匯要從國營轉制為股份制時,他曾遇到過該公司的一位經理。他問余秋雨能否“在他們轉制的困難時刻參一點股”,因為商店的職工都是余秋雨的忠實讀者,如果余能用寫書的稿酬參一點股,一定能“提升他們的信心,穩定他們的情緒”。

  書裏寫道,他當時對“上海六百”未來的前景並沒有把握,但最終決定參股。他做出入股的決定並不是因為那位經理的悲情動員,而是在30多年前,“上海六百”的一位“長得像觀音菩薩”的女職員曾經讓他用僅有的三元錢買了一套棉衣,在冰天雪地中活了下來。

  余秋雨進入徐家匯時,真金白銀出資241.22萬元,那個年代,上海市中心房價還是以千元計算的,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首付大約只需15萬元,把240多萬元按照首付三成全部在上海市中心買房的話,240萬元能買16套。一套棉衣讓余秋雨拿出240萬,邏輯性不免讓人生疑。而滬上能拿得出200萬元現金的主兒,想必大有人在,為什麼選擇了余秋雨,確實也有令人不解之處。

  《中國經濟週刊》消息,2001年1月,徐家匯商城集團將其所持徐家匯10%股權轉讓給上海市商業委員會下屬國有企業上海市商業投資公司的轉讓價是每股4.70元。余秋雨受讓價格2.9239元,對比之下,余秋雨等人確實是撿到了“便宜貨”。

  外部股東借職工清理之機,進入股東行列並獲利豐厚的,豈是只有餘秋雨。2002年,千金藥業2/3內部職工股被清退,湖南涌金投資公司得以每股4.8元的低價進入。隨後的2004年3月,千金藥業掛牌上市,期間每股價格飆升至44元以上。職工股隱退的結果就是財富和利益實現轉移,而隱退過程中鮮有人詢問價格是否合理?機會是否公平?

  徐家匯商城是國有控股公司,其股權分配機制與利益分配機制由誰主導?納稅人作為國有資産的真正擁有者,知情權是首先應該保障的;其次,納稅人的收益權應該得到保障,代表納稅人持股的機構無權將利益轉贈他人。

  見習記者 李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