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稱土地糾紛已成影響農村社會穩定首要問題

　　9月16日，山東諸城土墻社區部分宅基地已經拆除，遠處為村民集中居住的樓房正在建設。本報記者 涂重航 攝

　　李昌平 17年鄉鎮工作經驗，現任河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最早提出新農村建設應該“合村並居”、“宅基地換房”。

　　李昌平表示，政府不應在農村拆建中作為經紀人，而地方財政喂不飽誘發牟利衝動，應從財政體制入手讓政府為民服務

　　近日，在全國開展的拆村運動引起社會極大關注。這場拆村運動的政策背景是，國土資源部2006年推行的“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挂鉤”試點。隨著這一政策推出，地方上違背民意的強拆在日益增多，曲解政策現象時有發生，地方的土地財政衝動愈發高漲。

　　本報邀請三位農村專家于建嶸、鄭風田和李昌平，詳細剖析諸多違規現象的深層根源。專家形成一致觀點，問題不在政策本身。他們分別認為，財政體制缺陷不能保證地方政府為民服務、宅基地財産權的不明確、宅基地未能按市場化流轉等問題的存在，最後導致農民土地權益被剝奪。

　　現在整個財政體制把鄉鎮搞得沒錢花，而土地收益成為基層政府主要財政來源，所以就要以地生財。

　　拆與建，必經之路

　　新京報：你在前幾年就提出新農村建設應該大拆大建，你為什麼那麼説？

　　李昌平：我們要發展城市化，要搞新農村建設，當然要盤土地。土地整合後，城鎮發展得快，農村也發展得快，這個是必經之路。

　　新京報：你怎麼會有這個想法？

　　李昌平：上世紀80年代，我還是鄉鎮黨委書記，開始從事村與村換地，中心村和邊遠村之間換地，節約出來土地辦廠，這樣鄉鎮企業才發展起來，並逐步形成小城鎮格局。隨後我也形成了這個概念。

　　新京報：但很多專家認為不該大拆大建。

　　李昌平：我認為，該拆的拆，該建的建。中國要把9億農民變成只有兩三億農民，要把幾百萬個自然村變成八九萬個中心村，不拆不建怎麼可能。這種情況下，我們怎麼搞公共服務，怎麼搞城鄉一體化。

　　政府不該借拆掙錢

　　新京報：但一些地方政府為推動城市化進行強拆。那是否説明你的想法有問題？

　　李昌平：我認為拆建的總體思路、方向是對的，但一些做法錯了。

　　新京報：哪兒錯了？

　　李昌平：在城市發展、農村發展中，政府不應該成為經紀人。政府要在這裡掙錢，肯定就會産生很多矛盾。

　　新京報：什麼樣的矛盾？

　　李昌平：比如諸城，政府為掙錢，搞房地産開發，開發商為了掙錢，什麼事都幹得出來。所以只要政府想在這裡面掙錢，肯定會出現利益分配問題，就會跟農民産生矛盾。

　　新京報：政府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李昌平：政府只是服務者角色，不能去掙錢，在農村土地整理過程中，關鍵是政府角色的定位。我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政府下海，農民上樓”，就是批評政府當經紀人，不就跟官員下海一樣了。

　　財政體制缺陷成癥結

　　新京報：你在農村調研中，有政府甘心扮演服務者角色嗎？

　　李昌平：我曾去吉林德惠市調研，當地政府只為農民服務，沒有掙錢，還貼錢，農民集中居住後節約出很多土地，建了養殖小區，並實現農業機械化耕作，農民非常滿意。

　　新京報：政府老貼錢，發展能長久維持嗎？

　　李昌平：肯定不能，老貼錢，誰還去做呢？這就是中國現在的矛盾，如果基層政府成了經紀人，可能啥事都能做，但也可能啥事都做成壞事；而不掙錢，基層政府又沒積極性，啥事都不做。

　　新京報：癥結在哪兒？

　　李昌平：財政體制的問題。如果鄉鎮都有錢花，那可能就不做經紀人，就去做服務了。現在整個財政體制把鄉鎮搞得沒錢花，而土地收益成為基層政府主要財政來源，所以就要以地生財。

　　新京報：那麼國土部的“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挂鉤”政策本身也沒有問題？

　　李昌平：不是佔地或者增減挂鉤有什麼錯誤。增減挂鉤沒錯誤，應該説增減挂鉤出臺後，我們更應該把這個事做好。現在相反的做不好，就是因為政府的行為變了，變成了經紀人。

　　新京報：應該怎麼解決？

　　李昌平：現在中央要研究的就是這個問題，要把政府的定位定準。中央財政要給地方財政一定的保證，那才能讓基層政府定位在服務者角色，土地整理才能做好。

　　庭院經濟非改不可

　　新京報：有專家認為，讓農民“上樓”會對庭院經濟、家庭養殖等帶來不便，你認為呢？

　　李昌平：集約土地，這是趨勢。以後農民家家戶戶種地將會改變，吉林德惠現在只有5%-10%的人在種地。他們建了現代養殖園，家庭養殖也根本不存在。

　　新京報：是因為庭院經濟將不被社會所需要？

　　李昌平：農民也是人，也需要有個人畜分家的居住環境。10年前60%的農戶還養豬，現在是只有20%的人在養豬。這就是變化，我估計再過10年，80%的人都不種地了。便於機械化耕種的平原地區，就不會家家戶戶去種了。

　　新京報：你認為現有的農村體制將要改變？

　　李昌平：可以這麼理解。1985年開始，農民進城打工越來越多。所以説小崗村聯産承包責任制的作用到1985年就已經沒作用了。

　　新京報：你認為農村奔小康應該怎麼做？

　　李昌平：應該增強集體功能，加強農民共同體的建設，可以搞社區建設和治理。

　　新京報：以前的人民公社就是集體經濟，最後農民的積極性並不高，現在這麼做，不是開歷史倒車？

　　李昌平：這個説法純粹是一派胡言。鄧小平1992年的講話，説農村有兩次飛躍。第一次飛躍是把農民從人民公社裏解放出來，解決溫飽問題，第二次飛躍是搞集體經濟，搞合作經濟。

　　一家一戶的農業是最原始最落後的農業，朝合作經濟、集體經濟的方向走是前進。

　　節余土地收益歸民

　　新京報：但為什麼現在一些農民不願意“上樓”，也不願意交出自己的宅基地？

　　李昌平：這個問題分兩方面講。一是農民內部，各家各戶宅基地大小不一，所以矛盾大，拆遷不順利。二是政府壓縮農村宅基地後，收益分配沒讓農民參與。

　　新京報：這個問題該怎麼解決？

　　李昌平：壓縮出來的地依然應歸農民，政府不參與分配，由農民自己來分配，這樣問題就解決了。

　　新京報：怎麼才能引導或規範地方政府多顧及農民利益？

　　李昌平：中央要讓地方政府吃飽，要讓地方政府變成公共服務者，而不是讓地方政府成為企業。中央要用服務性的政府指標去考核地方政府。

　　專題統籌 宋喜燕

　　本報記者 錢昊平 涂重航 北京報道